1986年6月，北京，国务院有关部门收到中央关于重新论证三峡工程的通知。宜昌城里，正在筹备中的“三峡省”突然失去了成立的前提。办公桌上的规划图还没有撤下，工作人员却已开始思考：这片跨越川鄂两省的区域，究竟该由谁来管理？
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行政区划调整。三峡工程涉及防洪、发电、航运、生态、移民和地方经济，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都可能牵动数百万人的生活。把库区单独设省，看似便于集中力量，实际上也意味着一项规模极大的行政试验。
三峡开发的设想，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谈到过利用长江水力、改善航运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美国水坝专家萨凡奇曾考察三峡，提出过南津关方案。但当时政局动荡、经济凋敝，计划终究没有条件落地。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工程才进入持续研究阶段。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防洪问题更加突出，三峡水利枢纽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曾要求“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周恩来也参与推动相关工作。不过，工程巨大，技术和资金条件尚未成熟，建设一直没有贸然启动。
改革开放以后，三峡工程再次成为国家重大议题。1980年，邓小平考察长江三峡，并在武汉听取有关汇报。他的态度很明确：工程不能草率，但也不能因为困难而永远搁置。随后，国务院决定用数年时间进行准备和论证，三峡地区的专门管理机构也随之进入筹划阶段。
最初设想的名称是“三峡特别行政区”，后来又改称“三峡特区”。但这个称呼容易同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混淆，法律上也缺少明确依据。经过讨论，相关方面提出改为“三峡省”。范围大致包括四川涪陵、万县两个地区，湖北宜昌地区以及巴东县，省会设在宜昌。
宜昌因此迅速聚集了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筹备工作由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负责，他曾长期从事革命和水利建设，深入走访库区多个县市。计划中的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许多县属于贫困地区，交通闭塞、产业单一，移民和脱贫几乎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李伯宁看得很直接：“工程可以变化，老百姓的困难不能没人管。”这句话未必是正式文件中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筹备人员的心情。三峡工程若迟迟不能确定，地方不敢铺开大型项目；若工程最终启动，移民安置又不能只靠临时救济。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围绕工程规模和综合影响展开的争论。重庆方面提出，若提高正常蓄水位，万吨级船舶可以更便利地通达重庆，但水位提高会带来投资增加、淹没范围扩大和移民数量上升等连锁问题。原先的150米方案与更高水位方案，不能凭一句口号决定。
与此同时，政协委员孙越崎等人考察三峡后，提交了主张近期不宜开工的报告；李锐等人也长期对工程的防洪效益、投资规模和生态影响提出质疑。海外一些机构同样担心大型水坝可能造成环境和债务风险。意见彼此交锋，说明三峡工程已经超出单纯水电项目的范围。
有意思的是，争论越激烈，中央越没有急于拍板。邓小平提出，必须拿出“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不能草率开工。对这样一个牵涉广泛的国家工程，暂缓并不等于放弃，而是把决策从政治热情拉回技术论证和综合评估。
于是，1986年6月，三峡工程转入重新论证阶段，三峡省的筹建随之停止。宜昌的筹备人员一度十分失落，有人离开，有人等待新的安排。李伯宁却没有把工作简单收场，而是提出将原有班子转为经济开发机构，继续帮助川东、鄂西解决产业和移民问题。
后来，国务院设立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指导川鄂两省开展经济开发和移民试点。修路、办厂、发展柑橘茶叶和蚕桑产业，成为当时更现实的抓手。李伯宁还组织拍摄反映库区贫困状况的纪录片，使许多原本只看到数字的部门，第一次直观了解到山民的住房、温饱和生产困难。
三峡省没有诞生，但重新论证并没有停止。14个专题组、数百名专家经过持续研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经济结论。1992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正常蓄水位等关键指标也最终确定。
行政管理的难题，则通过另一种方式解决。1997年6月18日，重庆成为直辖市。它既保留了大城市的工业和交通基础，也能承担库区移民、经济开发和工程协同的任务。相比仓促设立一个新省，这种安排更符合三峡工程的实际需要。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8日，长江截流完成。邓小平没有看到工程全面建成，但他在关键阶段坚持“论证要充分、决策要慎重、条件成熟就应推进”，避免了在争议尚未厘清时仓促上马，也没有让长期规划因争论而彻底停摆。三峡省被叫停，恰恰成为这项世纪工程走向成熟决策的一道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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