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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洛女士的新生儿在重症监护病房与死神搏斗时,尽管她正在休产假,仍不断接到团队成员的电话和信息。她要求同事等她离开医院后再联系,对方也同意了,但这段经历让她感到不快。

“我儿子当时在重症监护病房,情况危急。当时本应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我每天都在担心他,每天都在听到关于他的坏消息。”洛女士说。她的儿子在住院一个月后去世。重返工作岗位后,她仍然面临频繁出差和下班应酬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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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兰妮在国庆群众大会前表示,由于需要更多时间平衡雇主与雇员的利益,这些问题无法更早处理。她还说,改变职场心态和态度是“更难做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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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夫妻通常希望实现财务稳定,因此会优先考虑职业发展。她说:“如果工作与生活平衡不佳,家庭被迫作出选择,许多人会选择少生孩子。”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穆铮指出,职场条件会在多个阶段影响生育:年轻人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建立亲密关系,夫妻是否觉得准备好生第一个孩子,以及父母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再生一个孩子。

他说:“重要的是,职场压力影响生育,并不一定是因为人们不再重视为人父母,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要同时做好父母和好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

区域营销经理陈美蓓说,在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工作的人,可能因新加坡作为商业枢纽的地位而需要频繁出差。她每月至少出差两次。她说,若与欧洲或美国的同事合作,员工也可能需要在夜间参加工作电话会议。由于工作生活要求过高,陈美蓓决定养宠物而不是生孩子。她说:“如果不得不离开宠物,我都会非常担心和难过,更何况是真正的人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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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妈妈职场”职业平台的托雷·谢丽说,她收到过多名尚未成为母亲的女性的咨询,希望加入该网络。她说:“她们会写信说,因为目前的工作环境不适合生孩子,我需要离职才能生孩子。”她补充称,一些人会说明,自己现有工作要求频繁出差。

一些新加坡人为了寻找更适合工作和养育子女的环境,最终选择移居海外,以寻求更合适的平衡。如今50多岁的张爱琳,在组建家庭前申请了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这名育有一子的母亲说,如果申请没有成功,她可能根本不会生孩子。

新加坡能否真正成为适合家庭生活的地方?在政策层面,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的父母和专家都认为,新加坡已在营造更具支持性的职场方面取得进展。近年来,陪产假和共享育儿假有所增加,政府也推动企业采用灵活工作安排。

但支持家庭的政策未必总能转化为基层实际改变。全国职工总会妇女与家庭部门及人民行动党妇女团2025年对1500多人的调查发现,员工担心休育儿假、申请灵活工作安排,或因照护需求调整工作时间,会被视为不够投入,并影响职业发展。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更有力的领导层支持能让灵活工作安排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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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员工觉得可以安心使用这些政策时,支持家庭的政策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担任全国职工总会妇女与家庭部门主任的姚婉玲表示,主管对员工说“你需要多少时间就休多少”,与主管虽批准休假却让员工感到内疚,传递的是截然不同的信号。她说:“这些日常互动很重要。它们会影响员工是否相信,生育子女与事业发展确实能够并存。”

除了企业主,一些单身或无意生育的同事,也对父母休较长假期时落在自己身上的工作量表达担忧。对此,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名誉司库林马库斯表示,雇主和员工之间保持坦诚沟通,有助于应对员工长期离岗带来的运营挑战。雇主可以提前规划,寻找临时替代人选、将工作分配给现有同事,或推迟不具时间紧迫性的项目。

林马库斯说,雇主也可以帮助同事建立关系,并主动开启沟通。他补充称,如果雇主没有充分沟通,任由某一名同事自行猜测情况,结果会更糟。他说:“机构需要在一开始或评估期间就说明情况,并能够说,好,我会因此奖励你,感谢你的额外付出。”他表示,在更早阶段,就应让团队其他成员参与讨论,共同处理其中的取舍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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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父母而言,真正的支持最终取决于日常工作的弹性。一名不愿具名的母亲回忆,自己曾在一家国际银行工作。她请假带孩子看医生时遭到责骂,并被告知绩效评级较低,是因为她没有在夜间和周末工作。她的一名同事在休产假期间无法登录工作系统,也受到批评,尽管该同事离岗一个月后,安全系统自动锁定了其访问权限。她说:“至少有3个人离职,是因为想再要一个孩子。但在那里,你肯定不能生孩子。”

他说:“我知道团队已经很努力工作了,所以我不会吹毛求疵。”他也指出,鉴于工作性质,团队确实需要在夜间和周末工作。他举例称,团队中一名员工因需接儿子而获准迟到参加员工会议。这名员工后来甚至把儿子带到办公室待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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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无论员工是父母、已婚但未育,还是单身,都应获得相应照顾。他说:“如果团队中有人需要请假送母亲去医院,或者你今天想居家办公,那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