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择优”和“色盲”为名：五角大楼清除黑人军官的说辞。我在1964年加入美国军队服役，正值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之际。尽管民权运动已经兴起，1965年被派往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数十万名新兵中，约31%是黑人，而当时黑人男性仅占美国男性人口的10.8%。
在越南，像我这样的黑人士兵阵亡比例高达25%，几乎是其人口比例的两倍。我作为空军士兵亲历了这一切。当时我被派驻岘港，负责通信工作，支持海军陆战队部队，这些部队中有许多黑人，而在我所属的空军专业中，黑人却很少。这并非简单的人口结构问题。面对征兵，黑人男性无法像我的许多白人同学那样，通过加入国民警卫队避免前线服役。相反，他们被送往美国参与过的最血腥战争之一的前线。
在一些勇敢的军方领导人的努力下，军队逐渐改变，黑人男女获得了更多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也能在军旅生涯中有所建树。那段历史始终伴随着我，让我对如今的情况倍感不安。如今，军中的黑人男性再次面临一种特殊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威胁。即便他们长期服役并表现出色——有些人服役超过20年——仍然被剥夺晋升和升迁的机会。
这种做法的核心是种族主义，假定黑人男性在本届政府上台前获得的任何晋升，都是“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的结果，而非其能力的体现。军队中的晋升本应清晰直接，主要依据任职年限。在初级岗位上，每次晋升之间可能需要两三年；只要在此期间没有受到处分，达到规定年限后即可晋升。更高级别的晋升也是如此，只是间隔时间更长。
对于军官，晋升建议应由监督委员会审查，再逐级上报，最终由拥有批准权的签署人决定。任何一个人都不应独自掌握决定晋升成败的权力。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宣称，种族和性别将不再影响军官晋升或军事院校招生；他称这是一项“色盲且择优”的标准。但实际上，种族和性别仍在发挥作用，只是方向与他所声称的正好相反。
他解除了小查尔斯·Q·布朗上将的职务。布朗服役超过41年，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二位黑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赫格塞思还迫使戴夫·巴特勒上校离职，将其从准将晋升名单中移除。一个突出的案例是海军少将斯蒂芬·D·巴尼特。他未能晋升为海军中将，但从其履历来看，他本应获得这一晋升。近期流传的一份约有36名军官的晋升名单中，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他们在没有经历类似审查的情况下获得晋升。
更有甚者，赫格塞思亲自对那些凭服役记录理应获得相应待遇的黑人男女施加伤害。以他对劳埃德·奥斯汀上将的公开评论为例。奥斯汀服役40年，毕业于西点军校，2021年至2025年担任国防部长，是四星上将，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第12任司令，负责指挥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军事行动。
少数军官曾向记者透露情况，但都是匿名。他们担心特朗普政府会如何对待那些“发声者”。但如果这些行为得不到挑战，就只会持续下去。这些事件造成的伤害不仅影响了那些选择从军的黑人士兵的声誉和职业发展，还逆转了杜鲁门总统1948年签署第9981号行政命令时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这项命令废除了美军中的种族隔离，为数百万美国黑人及其家庭提供了进入中产阶级的途径。
即使在公共和私人机构中仍存在类似“吉姆·克劳法”时代的种族隔离，这条途径仍让他们有机会追寻美国梦。我在越南的军旅经历，使我获得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福利。这些福利支付了我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费用，也帮助我买下第一套住房。由此获得的职业中产阶层稳定生活，又塑造了我在那所房子里养大的孩子们向上流动的人生轨迹。
军旅生涯从未保证美国黑人能够实现阶层跃升。但将数十年来凭努力获得的晋升一概重新贴上“偏袒”而非“择优”的标签，不只是忽视了这条上升通道，而是在蓄意拆除它。未来几代黑人家庭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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