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利娟
八月底的西宁，日光已经从炽白化成了温润的金黄。我站在拱辰门下抬头望——城楼是重修的，青砖包砌，飞檐翘角，匾额题着“拱辰”二字。檐角悬着的铃铛被风吹动，声音细碎，像是从洪武十九年的某个午后一路响到了今天。
四百多年前，同样有一个人站在这座城楼下。他三十出头，湖广口音，官袍下摆沾着陇西道上的尘土。他是被贬来的——万历二十三年，龙膺上了一道《谏选宫女疏》，触了圣怒，从京官贬为西宁卫监收通判。来的时候三十五岁，正值盛年。九岁中秀才，十九岁中进士，入仕前已是江南诗坛上叫得响的名字。若没有那道奏疏，他本该在柳叶湖畔吟风弄月，终老于花前月下。可命运偏把一卷塞外的苍茫，摊开在他面前。
我沿着北大街向南走。脚下的路据说就是当年卫城的中轴，梧桐蓊郁，树影斑驳。街角有个酿皮摊，老板切面皮的动作极快，刀刃磕在木板上发出笃笃的轻响，醋和辣油浇下去的气味在空气里浮荡。一个小女孩捧着纸碗，辣得吸溜吸溜吸气，眼睛却亮晶晶的。我忽然想：龙膺当年走这条街时，闻到的恐怕没有这样泼辣的香——那时候的街面是黄土的，马蹄踏过去烟尘腾起，空气里多半是牲口的汗味和戍卒甲胄上的铁腥。
可这个从江南来的文官，没有在铁腥里退缩。
史料上说，他到任那年五月，蒙古部族屡犯边境，“岁无宁日”。龙膺一个书生，竟与参将合谋设伏，九月九日在南川大破敌军，此后连战连捷，史称“湟中三捷”。兵部给万历的奏折里写道：“气势不凡，上战场杀敌也不畏惧。”我尽力想象那个画面——一个握惯了毛笔的手抓起长刀，策马冲进风沙里，身后是烽燧燃起的黑烟。可我想象不出。我只是无端觉得，他凯旋回城的时候，也许在拱辰门下勒马停了片刻。城楼还是那座城楼，只是他抬头看它的目光，必定与来时不同了。
走出北大街，香水书院就在城墙根下。大门敞着，有学生坐在廊下看书，阳光斜斜地照进院子。我走进去，在泉亭边俯下身。泉水还在，清澈见底，水底的石子被年复一年的水流磨得浑圆。
四百年前，万历三十六年，龙膺第二次来西宁任兵备副使。那回他开凿了这眼蒙惠泉，又在周围建了清宁堂、醒翁亭、醉歌亭、达亭，一片园林胜地从荒地上长出来。清人写诗赞它：“五步清泉十步渠，碧波澄澈见游鱼。行人到此忘炎暑，万壑千岩画不如。”
可我想，更动人的不是景致。一个在战场上杀过人的人，卸了甲，蹲在泉边勘察水流，规划沟渠，一砖一石地建亭台。他还修了西宁第一部地方志，写下大量诗文，记录了印度僧人来北禅寺讲经的旧事——这些细碎的、正史不屑于收录的东西，被他一一拾起来，收进文字里，像把散落一地的珠子穿成了链。
他一生三贬三戍，每到一处贬谪地，别人颓唐，他却凿泉、建亭、编志、兴学。他给自己取号“醒翁”——大约是在提醒：无论世事何等昏沉，总要睁着眼，做点实在的事。
走出书院的时候，太阳偏西了。我绕到拱辰门背后的绿地公园，北门泉从墙根的石隙间涌出来，叮叮咚咚地流过青石水道。一个老人蹲在泉边洗一把小葱，水珠溅在他的手背上，夕光里亮得像碎银子。他洗完了，直起身，拎着葱慢慢走远了。泉水照旧流着，不急不缓。
我忽然觉得，龙膺当年开凿这泉的时候，心里未必想着身后名。他只不过觉得，这地方该有眼泉。就像他觉得，这地方该有学堂，该有志书，该有人把发生过的事记下来。一个人为一片土地做了这些，这片土地就会记住他——不一定要刻碑立传，泉水自己会替他说话。
暮色里拱辰门的灯亮了，暖黄的光映在城楼的立柱上。街面上人来人往，有放学的孩子追逐着跑过，有拎着甜醅的老人慢悠悠地走。没有人抬头看城楼上的匾额，没有人知道龙膺是谁。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北门泉的水，从四百年前流到今天，穿过这座城市的墙根、街巷、树荫，渗进每一寸土里。它不急，也不响，只是一味地流着，像一个人的文脉，不喧哗，却也断不了。
我俯下身，把手指探进泉水。秋末的水已经凉了，那凉意顺着手腕漫上来，不刺骨，倒有种沉静的妥帖。我想，四百年前龙膺也曾这样把手伸进同一眼泉里——他掬起水来的时候，水从指缝间漏下去，叮咚，叮咚，落在时间的深潭里，至今还在响。
何利娟，广告人，作家，诗人，双一流大学，硕士学历。热爱文学，多次获奖。多次在期刊发表作品。国铜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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