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5日，山西平型关，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站在山口附近观察地形。日军第5师团一部沿公路向前推进，完全没有料到两侧山梁上已经布置了伏兵。枪声响起后，抗战初期最具影响力的一场伏击战就此展开。
平型关战斗并非八路军三个师共同完成，而是第115师投入主力取得的胜利。此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国军民看到了正面战场之外，敌后武装同样能够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第115师的底子，来自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部队。改编后，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平型关之后，部队又在广阳、薛公岭、陆房等地作战。陆房突围尤其艰苦，部队在日军重兵包围下保存了有生力量，这种机动能力比单纯的战果数字更能说明问题。
有意思的是，八路军的师级番号并没有把部队永远固定在一个战场。1937年底，聂荣臻率一部进入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当时八路军在战场上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这一战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第115师另一部后来转战山东。罗荣桓、陈光等率部深入敌后，逐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山东战场的特点，不是每次都追求大规模歼敌，而是利用交通线、据点和地方武装不断切割日伪军，使根据地能够在反复“扫荡”中生存并扩大。
第120师的作战风格，带有鲜明的机动和游击色彩。它由红军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改编而来，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关向应负责政治工作，周士第任参谋长。部队进入晋西北后，面对的是日军据点密集、交通线交错的环境。
1937年10月，120师在雁门关一带设伏，袭击日军运输部队，切断其交通联系。随后，部队又参加收复晋西北部分县城的作战。齐会战斗发生于1939年，日军一度依托兵力和火力突围，八路军则通过穿插、分割和反复堵截，迫使敌军付出较大伤亡。
陈庄战斗同样值得一提。日军向晋察冀根据地腹地推进，120师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战斗的关键，不在于阵地硬拼，而在于把敌人引入不利地形，再集中兵力实施打击。上下细腰涧等战斗，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贺龙曾对身边干部说：“打仗不能只看一城一地，关键是把敌人的部署打乱。”这句话未必是某次战斗中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晋西北敌后作战的实际。120师后来参加百团大战，重点任务之一就是破袭交通线，打击日军依赖铁路、公路维持的据点体系。
第129师则是在太行山真正打出名声的一支部队。它由红军第四方面军等部队改编而来，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负责政治工作，倪志亮任参谋长。1938年后，邓小平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师部将指挥艺术、地方动员和分散作战结合起来，形成了较强的敌后作战能力。
1937年10月19日，129师第769团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摧毁日机二十四架，打击了日军空中力量。这个战例规模不算最大，却非常典型：侦察先行，隐蔽接近，突然攻击，迅速撤离。敌后战场需要的，正是这种以小搏大、以快制慢的打法。
1938年春，129师连续发动神头岭、七亘村、响堂铺等战斗。神头岭战斗中，部队诱敌深入后突然夹击；七亘村战斗则利用同一地域反复设伏，连续打击日军运输队；响堂铺战斗重点破坏敌军汽车运输。刘伯承重视地形、道路和敌军行动规律，往往能从细节中找到突破口。
长乐村战斗是129师在太行地区的一次重要胜利。日军向根据地展开报复性行动，部队没有仓促硬顶，而是利用山地层层阻击，待敌军队形拉长后集中兵力反击。此后，太行、太岳、冀南以及冀鲁豫地区的抗日力量逐步发展起来，129师也由单纯作战部队转向兼负根据地建设和群众组织任务。
1940年8月至12月，百团大战展开。三个师及各抗日根据地部队分别承担破袭铁路、攻打据点、阻击援军等任务。它不是某一个师的单独战役，而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正太铁路沿线的行动，使日军认识到，控制城市和干线，并不等于掌握整个华北。
三个月的战斗之后，日军加强了报复性“扫荡”，八路军也承受了较大压力。第129师后来参加沁源围困战，持续依靠地方群众、民兵和根据地交通网络牵制日军。敌后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在一两次冲锋中决定，而在于谁能长期维持组织、补充兵员，并让对手始终无法安稳占据。
三个师的经典战斗，表面上各有不同：115师以平型关和黄土岭闻名，120师擅长晋西北机动作战，129师在太行山形成连续打击。实际上，它们共同完成了从正规作战到敌后战争的转变。八路军的番号后来不断调整，许多部队也经历分编、合并和扩充，不能简单地把后来的野战军与某一个师一一对应，但这些抗战骨干确实成为人民军队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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