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二，我从床底下拖出那只黑皮包，拉开拉链。
里头码着一沓一沓黄纸钱，上头印着“冥都银行”。
我瘫在地上，裤衩都被冷汗浸透了。
三十万现金，一夜之间变成三十沓纸灰。
韩桂珍半夜上厕所，看见我坐在地上，手里抓着一把纸钱，当场尖叫了一嗓子，把院里的老狼都惊得汪汪直叫。
她扶着门框，嘴唇哆嗦着问我钱哪去了。
我说不出话。
警也报了，电话也打了，那个跪在我面前喊恩人的年轻人，手机关机，查无此人。
后来的日子我才慢慢想明白，那笔钱根本就是一块裹着蜜的砒霜。
有人早就盯上了我，算准了我心里的缺口，一步一步把我领进了套子。
01
九月初三那天，我去镇上买玉米种。
老种子站的铺面搬到镇中学对门了，我提着一只帆布袋，顺着新修的水泥路往东走。
快到地方的时候，前头围着一圈人，里三层外三层的，闹哄哄的。
我本不愿意凑热闹，但人老了就爱多看两眼，便踮起脚扫了一眼。
人群正中摆着一张折叠桌，桌上铺着黄布，七个大字：祖传算命，不准不要钱。
要说这集市上的算命摊子我见多了。
多半是唬人的，说一堆两头堵的话，反正怎么都算他有理。
我年轻时在厂里搞机械维修，多少信点逻辑，对这些东西向来嗤之以鼻。
正要转头走，人群里有个声音朝着我传过来：“那位穿灰夹克的老哥，你留一步。”
我没回头，倒是有热心人拍了拍我肩膀，说我呢。
我转过头，桌后头坐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灰布褂子，黑色老布鞋，下巴上一撮山羊胡。
他正眯着眼睛端详我，像是在打量一件老物件。
“老哥，你属猴吧。”
这话一出口，周围几个看热闹的人都朝我瞧过来。
我没接话，但心里犯起了嘀咕。
他笑了笑，将桌上的茶杯挪了挪：“我不是瞎蒙的，脸上写着呢。你今年六十整，本命年刚过，怎么也得有点不大不小的坎吧？”
我站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周围有人开始起哄，说老先生算得准，让我坐下听听。
我摆摆手说不算不算，他倒也没强留，只是低头喝了口茶，缓缓说了一句：“你这面相，九月里头有贵人登门，要给你送一样雪中送炭的东西。”
雪中送炭这四个字，正好戳着我的心窝子。我多嘴问了一句：“什么贵人？送什么？”
他没接我的话头。将面前的黄历翻了两页，指着一个日子念了句：“初七之后，自见分晓。到时候人家要送，你千万别推。”
“怎么就不能收了？”我问。
“你属猴，”他看着我的眼睛，“借你命里一股火。火到了，财就到了。火候一过，你要是还端着架子不放，那火就要反烧身了。”
这话说得玄乎，我听不大明白。
倒是旁边有个中年妇女插嘴：“哎呀老叔，先生说的是好事啊，你就记着，九月初七以后有人送东西你就收，别傻。”她说话的时候，山羊胡男人已经在收拾桌上的铜钱和签筒了。
那黄历的封皮上印着当月的日子，我隐约瞟见“九月初七”那里，用红笔画了一个圈。
我刚想凑近再看一眼，他已经把黄历卷起来塞进了布包里。
三下五除二地收了摊，起身朝我拱了拱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一句“他日有缘再会”，像是生怕被我追问似的。
我站在人群里，心里头说不出是好奇还是别的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把这话翻来覆去嚼了几遍，始终没嚼出个滋味来。
但有个细节我忘不了：他最后走的时候，我看清了他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黄铜戒指，戒面上刻着一个“贾”字。
姓贾，叫贾半仙。
那天晚上回到家，韩桂珍正蹲在灶间择韭菜，头也不抬地问我去趟种子站怎么去了一个下午。
我说路上碰上个算命的，耽误了一会儿。
她顺着话头问了句：“人家给你算了什么？”我说：“他说九月有人要给我送钱，让我别推。”韩桂珍手里的韭菜顿了顿，嘴里说着：“瞎扯淡。”但我知道她信了三分，因为这半年我和她都愁着同一件事。
九月初四，杨冠宇打来电话，说吕佳琪的爸妈想约我们两家吃顿饭，把婚期正式定下来。
这是喜事。
可挂了电话，我和韩桂珍坐在饭桌两头，谁也没有先开口。
好半天，韩桂珍拿筷子头戳了戳碗沿：“定婚期之前，房子的事得给人家一句准话。佳琪她妈托人打听过县城的房价，说后街那一套两居室挂价六十八万。”
我们家存款，满打满算，十一万出头。
加上我退休时那笔买断工龄的钱，勉强凑够十三万。
六十八万的房子，按三成首付，得二十万出头。
就算东拼西凑，还差着一大截。
我埋头扒了几口饭，没有答话。
韩桂珍又说：“实在不行，后街那套小的也行。首付少一点。”
“小两居，人家佳琪爸妈能愿意？”
“人家佳琪是个好姑娘，不兴那些。”
话虽如此，说来说去，差的那几万块还是横在中间的一道坎。那天我抽了两根烟，睡得比平时晚。心里惦记着这个事，别的事便都淡了。
九月初六，杨冠宇说单位临时有任务，周末回不来。
韩桂珍在电话里说没事，你忙你的。
挂了电话，她坐在椅子上发呆。
我知道她心里空落落的，就劝她：“孩子上进是好事。”
她点头，没说话。
九月初七傍晚，我蹲在院子里给泡菜坛子换水，老狼忽然冲着外头叫了一嗓子。
那声音不高，尾巴还摇了两下。
院门外响起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请问，这是杨茂才杨叔家吗？”
我站起身，透过半掩的铁门往外看。
院门外的水泥台阶下头，站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深灰色的夹克，黑色的裤子，皮鞋擦得锃亮。
他手里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黑色皮包，拉链头露在外面。
见我开门，他往前跨了一步，有些紧张地望着我。
仔细端详了几秒钟后，他的眼眶毫无征兆地红了。
“恩人，我可找到您了。”他说着，膝盖一弯，直挺挺跪下，脑袋低着，声音全哑了。
我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杵在原地。
韩桂珍听见响动从堂屋跑出来，手里还举着半根黄瓜，被眼前的一幕惊得脚下打跌：“哎哟，这，这谁啊，快起来快起来。”
年轻人不起来。他抬起头，眼圈已经湿润了：“杨叔，二十六年前，后山水库。您还记得您救过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吗？”
我的记忆深处翻涌过一幕。
那年夏天闷热，我下班早，骑着自行车从厂里出来，沿着水库边的土路往家走。
快到对岸那片槐树林的时候，听见水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求救声。
一个小男孩在水里扑腾，脑袋一沉一浮的。
我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撂，连外套都没脱就跳了下去。
那水凉得刺骨。
后来我游到他身边时，他已经呛了好几口水，挣扎个不停。
我一手揽着他，一只手拼命划，折腾了老半天才靠岸。
孩子趴在地上干呕了好一阵，后来被人领走了。
“那孩子是你？”
“是我。”年轻人抹了一把脸，声音还在抖，“我当时太小不懂事，亲戚来接我，也没来得及问您的名字。我就记得您穿着蓝色的厂服，胸口绣着一个‘杨’字。这些年我一直在托人打听，翻来覆去才找到这里。”
他说着自己的身世，说他父亲是跑运输的，那年在邻县干活，把他寄在亲戚家，才有了那么一遭意外。
他父亲生前念叨了一辈子，说这条命是杨师傅给的，让他务必找到恩人报恩。
去年他父亲病重，走之前拉着他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找到恩人”。
我听完，心里堵着一块大石头的重量。
韩桂珍在旁边抹起了眼泪。
她这辈子最见不得这种生离死别的事，特别是一个后生跪在跟前红着眼说话的样子，她的眼泪像拧开了水龙头一样。
“叔，我这些年在县里承揽工程，托您的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他终于站起来，将那只黑皮包往前递，“这是我爹临终前嘱咐我带来的一点心意，他说我这条命是您给的。钱再金贵，也抵不过一条命。”
“什么心意？”我问。
他没说话，拉开皮包的拉链。我低头一看，心口骤然缩紧了。
那是一个纸包又一个纸包摞得整整齐齐的现金，全是百元大钞，带着一股新钱清冽的气味，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视线里。
我活到六十岁，头一回亲眼看见这么多现钱。
“这是三十万。”他说得云淡风轻，“杨叔，您收下。”
三十万。我和韩桂珍都站在原地，谁也说不出话来。那个数字像一块巨石，在我心里砸开了一道裂缝：儿子买房差的钱，刚好是三十万。
02
曾阳伯最终没有留下来吃晚饭。
他放下那只皮包就走了，临走前还回头朝我笑了一下，说不打扰您和婶休息，我明天再来。
我没有留他，因为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皮包摆在堂屋的方桌上，像一颗随时会炸的炸弹。
韩桂珍把那拉链拉开又合上，合上又拉开，看了三遍。
那三十万现金每一次在眼前闪现，她的呼吸就粗一声。
她半晌说了一句：“这钱，真让人心里不踏实。”
“你也觉得不能收？”
“不是不能收。”她坐在桌边，“是……怎么说呢，这钱太沉了。像一座山突然砸下来。”
我心里有同感。
三十万，多大一个数目。
曾阳伯说这是他爹临终前的遗愿，可我就算真的救过他一条命，他这报恩的数目，也大得有些过头了。
我打定主意，明天要跟他把话说清楚。
钱可以收，但只能算暂时借用，得打个条子写明，等他以后有需要的时候我随时归还。
韩桂珍没反驳，只说了一句：“你看着办。”
那天晚上，我把皮包放进卧室大衣柜底部的铁盒子里，再加了一把挂锁。
可我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半夜韩桂珍推了推我：“你听，外头是不是有人？”我侧耳听了半晌，只听见老狼在院子里呼哧呼哧出气，没有别的动静。
我下床走到窗口，撩起窗帘一角往外看。
院子外头，巷子对面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底下，好像站着一个黑黢黢的人形。
我眯着眼睛又看了一会儿，那个人形动了动，顺着巷子往西走了。
背影看不太清，穿着件深色的衣服，走得不快不慢的，像是喝醉了酒溜达。
那会儿心里装着钱的事，没有多想。
韩桂珍躺在床上问：“谁呀？”我说：“大概是哪个赶夜路的。”她没再追问，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传出轻微的鼾声。
我却一直半睡半醒地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曾阳伯没有来。
到了中午，我给他留的号码拨了过去，通了，没人接。
我心里头有些七上八下的，又拨了一遍，第三遍他接了。
电话那头声音嘈杂，他说在工地盯着一批货进场，下午忙完就过来。
下午四点来钟，他来了，开着一辆黑色的旧轿车，车牌号我当时没太留心，只隐约记得是冀A打头。
进门时手里提着一兜苹果，一箱牛奶。
韩桂珍把他迎进堂屋，倒茶，切了一盘梨。
他瞅见盘里的梨，说：“婶，梨就不吃了，咱们这里的人忌讳分梨。”韩桂珍笑着把梨撤下去，换了枣。
我在旁边看着他，心里头忽然有些异样。
一个二十六年前差点淹死的孩子，能记得恩人的名字和厂服，还说得出这么细的旧事。
这些，分明是肯用心去记的人才记得住的东西。
可我总觉得他哪里不太对劲。
他坐在堂屋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坐姿有些端正过头了。
虽然笑着说家常话，但他看东西的眼神不像一般串门时那样随意。
他的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了堂屋的布置，扫过了窗台下面那个放零钱的饼干筒，最后落在我和老伴身上。
后来我回想起来，那种眼神，不是客人的眼神。
那是猎人打量猎场时才会有的目光。
那天下午，他没有主动提那三十万的事。
我几次想开口，都被他以话岔开。
等到快吃晚饭了，我实在忍不住，把话说到了明面上：“小曾，那笔钱我不能白收。我写了一收条，你留着。将来你要是需要用钱，随时来婶子家拿。”
我说完，把那收条放到桌上推了过去。
他低头扫了一眼，表情微微怔了怔。
随即他脸上浮现出那种委屈又着急的神态，语气有点激动：“杨叔，您这是干什么，把我当外人了。这钱是我爹走后留给您的，我没有脸来收。”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杨叔您放心，这钱我不催，您留着用。您要是实在过意不去，我公司那边有个账目的名目要平。您只当帮我个忙，签个名，按个手印，让我把那笔账做平了。”他说着，从随身的挎包里抽出一份已经打印好的文件，递到我面前。
我戴上老花镜。
那是一份“借款合同”，甲方的位置空着，乙方是他的名字，金额三十万。
我眯起眼睛看条款，上面的字又小又密，行间距也窄，看得人眼睛发花。
我刚想逐条细读，他指着最后面那一行的位置：“杨叔，您看，这里就是收到款项的确认。其余都是公司固定的那些格式条款，没什么要紧的。您签个名，我好回去交差。”
我犹豫了一下：“我这眼睛不行，看不太清楚。”
“我给您念，”他倒是痛快，从我手里接过合同，指着一行一行念起来，“甲方杨茂才，身份证号，乙方曾阳伯。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三十万元整，借款期限……这不重要的，就是走个账。”他嘴上念着，语速很快。
当我试图凑近去看清他手指着的具体内容时，他手中的合同却没停留在那一页，飞快地翻过一个页角。
“杨叔，不用看那么细，都是统一的模板。”他念完最后一页，把合同递回到我面前。
最后一页签字的位置，上头的条款我根本没有看清。
可我签了。
韩桂珍给我递了一支笔，我握着笔，在甲方落款处写下了“杨茂才”。
又在旁边按了个手印。
笔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注意到曾阳伯的身体坐直了，目光紧紧锁在我手指的位置上。
那眼神里，似乎藏着某种难以形容的光。
像狼在暗处看到猎物走近时，慢慢收缩的瞳孔。
按完手印，他迅速将合同接过去，轻轻吹了吹上头的印泥，仔细叠好放进包里。
那一连串动作做得又快又利落，像是练习过很多遍。
他抬起头时已经恢复了原先的笑容：“杨叔，婶，今晚我请你们吃饭。”
“哪儿能让你请。”我说。
“必须请。叔您给了我这个机会，是我该请。”他说，“镇上新开了一家馆子，我开车带你们去，尝尝他们家的鱼。”
我本想推辞，韩桂珍却应了下来，说难得家里来客。
她进屋换了件干净衣裳，锁门的时候还特意把那只黑色皮包拎进里屋，塞进衣柜深处才出来。
坐上车的时候，曾阳伯在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笑着说了句：“叔，婶，你们家这个院子，住着真养人。”
“破院子，有什么好养的。”
“有烟火气。”他的目光在后视镜里微微闪了闪，“我爹生前最爱这样的院子。”
那天晚饭吃了两个多小时。
他讲了讲自己这些年在县里承揽工程的事，讲他父亲生病去世前的那些日子。
有几回，他的声音低下去，眼眶微微湿润。
韩桂珍听得直抹眼泪，连带着教训我：“你看看人家小曾，多懂事的后生。你以后少跟那些狐朋狗友混。”他连忙说：“叔是正经人，看得出来的。”
那天晚上他开车送我们回家。
我们在院门口下了车，他摇下车窗：“杨叔，我明天回县里一趟。三五天就回来看您。”我点了点头，掏出一包烟递给他。
他摇摇头说不会抽。
我望着那辆黑色的车沿着巷子向西开去，尾灯在夜色中渐渐变成了两点模糊的红。
慢慢消失在公路尽头。
那一夜，老狼睡得很沉，没有叫。
03
曾阳伯说三五天就回来，结果一等等到九月十一，也没有消息。
起先我没太当回事。
县城离镇上四十多公里，他说走就走，说忙就忙，做工程的人没有个准时候。
韩桂珍倒是念叨了两回，说要不打个电话问问。
电话打过去，响了两声就被人按掉了。
发了条短信，到了傍晚才收到两个字：“在忙。”我便安慰她：“忙着呢，过两天自然就来了。”
儿子杨冠宇回来的前一天，也就是九月十二，我去镇上问了问那笔借款合同的事。
没找别人，找了我早年厂里的同事老梁。
老梁退休后在镇司法所帮过两年忙，多少懂一点法律。
我把合同的事情说了大概，老梁听完，问了我几个问题，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说：“老杨，你这个合同上写的期限是多久？利息是多少？如果到期不还有什么违约金？”
这几个问题我一个都答不出来。
我签的时候没有细看最后一页上的条款，曾阳伯念的时候也没有提这些。
老梁叹了口气：“你把人想得太好了。这种民间借贷的格式合同，有时候会在最后一页翻出另一种说法。”
“能有什么说法？”
“比如说，你签的其实不是收到款项的确认，而是借款的欠条。再比如说，合同里约定争议由他户籍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他说了一堆，我听不太明白，却听出了一点苗头：我那一签字，可能把自己给卖了。
那天回家，我翻箱倒柜找那张合同。
翻了半天，只找到我起草的那张收条，曾阳伯并没有带走它。
那道合同，签完字后就被他收走了。
几张打印纸，我甚至没有留一张复印件。
我安慰自己，应该不至于。
一个报恩的后生，不至于做这种事。
可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心底，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晚上十一点多，院子里的老狼无缘无故吠了几声。
我披了件衣服走到院子里，月亮正明，院墙的铁门反插着，锁头挂得好好的。
老狼扒着门缝往外头汪汪叫，声音又急又沉，尾巴绷得笔直。
“老狼，闭嘴。”
它在门口不肯走，低低地呜咽着。
我打开门往外走了一步，月光洒在巷子里，水泥地面干干净净。
两边都是老邻居，院子挨着院子的，要是有人经过，我醒了怕是能听到脚步。
我看了半晌，没有什么异常，折回院子拴好门，回屋躺下。
可老狼那晚一直趴在堂屋门口，不睡，两只耳朵竖得高高的，像是守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韩桂珍念叨着说米缸快见底了，让去集市上背一袋回来。
我骑上那辆老式自行车往集上走，路过诊所门口时，看见里头坐着个熟悉的身影。
我停下车，探头看了一眼：“老张？”
里头的人抬起头来，是张志坚。
他坐在诊所长椅上，手里拿着一包药，精神不济的样子。
他看见我，勉强笑了笑，说：“肠胃炎，折腾了一宿，来开点药。”
张志坚是镇上派出所的退休民警，比我大三岁，前两年才搬回镇上养老。
以前他是管这一片治安的老片警，对镇上的人头熟得没有死角。
我们隔着窗户聊了几句。
他问我近况，我脑子一热，将那个“报恩”的人那件事讲了。
张志坚听完，没有接话。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看了一眼诊所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低声说了一句：“老杨，你这事，你最好先打个电话去问问那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明后天就回来。”
“他给你看过身份证吗？”
这个问题问得我一愣。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那两天里，曾阳伯始终没有主动出示过身份证件。
当时我也没有提出要看看。
一个跪在我面前声泪俱下报恩的人，我叫他登记身份，总觉得是在打他的脸。
“他没给我看。”张志坚又咳嗽了两声，将药揣进怀里，低声说：“你记不记得上个月镇上贴的那份反诈通告？”
我当然记得。
反诈通告上写着近年来骗子冒充亲戚熟人上门行骗的案例，提醒居民不要轻信汇款转账。
韩桂珍当时还把那张通告贴在了灶台旁边的墙上，进进出出都能看见。
但出了通告又怎么样，谁会想到一个下跪喊恩人的后生会是骗子？
“老张，你是说……”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我只是提醒你，钱没有落袋之前，都不要急着说这是你的钱。”他拍了拍我肩膀，“他那三十万，你点点数，记录一下冠字号。真金白银的事情，嘴里说出来的不算数。上个月邻镇有一户，也是这样报恩，结果那人拿来的是假币，存银行的时候被没收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了一下。那三十万，曾阳伯走后的第三天，我翻了翻，确实都是真钱。但若说号码，我没有记录。
“我这把钱都锁着，没动过。”
“没动过是好的。等他回来，你们当面交接清楚，最好留个转账凭证，别拿现金放家里。现金这个东西，出了门就说不清。”
张志坚说完便拿着药走了。
我骑上车，心里头像揣了一块冰，一路凉到了指尖。
我回到家将那只铁皮饼干盒从衣柜里搬出来，拉开拉链，三十万现金原封不动，一沓一沓，每沓厚度都差不多。
我找出一个本子，将每一沓钱的冠字号都抄了下来。
抄完一百个号，天已经擦黑，韩桂珍做好了晚饭。
我端着碗坐在堂屋里扒饭，心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曾阳伯那天临走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杨叔，您这院子里头养着狗，挺好，安全。”我当时觉得他是怕狗，才这么关心。
可他把老狼进出院门的习惯问了一个遍，问狗拴不拴绳，笼子在哪个角落，半夜叫不叫。
“老韩，”我问道，“那天小曾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不？”她想了想说：“哪句话？”
“他说：‘叔，你们家的院子，住着真养人。’”我说，“一般人来家里做客，会说‘你家院子真大’、‘真干净’。他说的是，养人。”韩桂珍没有接话，低头吃着饭。
我又提起：“我这几天心里总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说不上来。就是觉得这个曾阳伯，像是把我里里外外都摸透了才来的。”
韩桂珍放下碗，怔怔地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那晚我没有睡好。
04
九月十二，我刚蒙蒙睡着就惊醒了，出了一身冷汗。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掉进一口井里，井壁湿滑，怎么爬也爬不上去。
井口有个人影朝下看，是曾阳伯的脸，慢慢地，那张脸突然变成一只咧嘴的猴子。
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窗外灰白色。
我躺了一会儿，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索性起了床。韩桂珍还在睡，我将外套裹在背心外头，趿拉着鞋走到院子里。
老狼没有在窝里。
我寻了一圈，发现它扒拉着院门，用嘴拱门缝里的一团东西。
我走过去蹲下一看，是一块骨头。
猪腿骨，上面还带着一小层啃干净的肉筋，像是被人精心剔过肉才扔过来的。
我拎起那块骨头端详了一瞬。
骨头还很新鲜，没有沾灰尘，掉在门缝里的时间不长。
院子外头的水泥台阶上，还印着半枚不太清楚的鞋印。
鞋印很大，是男人留下的，纹路像是运动鞋底。
而老狼已经在低头舔那块骨头了。
我反应过来，有人半夜来过我家门口。扔了根骨头喂狗，这不是路过的人会干出来的事。只有一种人会在夜半时分喂别人家的狗：他不想让狗叫。
天边泛白的时候，我拨了一遍曾阳伯的电话，还是关机。
我转回去从衣柜里抱出那只铁皮饼干盒。
铁盒入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不对劲了。
我的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整个人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铁盒的重量不对。
轻了，轻很多。
我蹲在床边，将铁盒放到地上，拉开锁头翻开盖子。
铁盒里那三十沓百元大钞，变成了一沓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的黄色纸钱。
从面上看，纸钱的厚度、大小跟真钱几乎没有差别。
如果只是掀开一个角来看，不仔细辨认，根本发现不了真假。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把纸钱一沓一沓地翻出来，摊在地上数了三遍。
整整三十沓。
没有一沓是真钱。
铁盒的底部放着一根红色橡皮筋，还有一张折成四方形的纸条。
我展开纸条，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属猴的人，火过了。”
我的手一抖，纸条落在地上。
我猛地起身去翻床底下，那只黑色皮包还在，拉开拉链，里面空荡荡的，连根线头也没有。
我又冲到大衣柜下翻，柜子底下一双鞋盒散落着，里面的旧鞋没人动过。
钱哪儿去了？那些真钱去哪儿了？
我蹲在地上，两只手撑着地板。
韩桂珍在里屋翻了个身，发出梦呓似的声音，又安静下来。
我没有叫醒她，脑子像一台过热的机器，拼命地转。
他到家里来过三次。
他摸清了钱的存放位置。
他知道了铁饼盒的锁头。
他打听过老狼拴不拴绳。
他离开那三天，说来也怪，老狼都没有好好叫过。
如果他在锁头上动了什么手脚，或者配一把钥匙呢？
那个瘦高的影子。
巷口老槐树下站着的人影。
门缝里那块新鲜的猪腿骨。
我嘴里发苦，像吞了一口铁锈。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一个我不愿意承认的答案：那三十万，早就被换了。
曾阳伯报恩是假的，跪着下泪也是假的。
他花了三天时间踩点，摸清了钱的位置，然后在一个适当的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铁饼盒里的钱掉换成了一堆纸钱。
纸条上那句话我反复看了几遍：属猴的人，火过了。他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我属猴这一点来的。
韩桂珍醒了，看见地上黄纸钱的时候，她的脸一下子白得像纸。我告诉她报了警。她哆嗦着嘴唇问：“那些钱真是假的？”
真钱，但是被人换走了。换成了纸钱。
报警后民警做了笔录。
我提供的所有线索，车牌号是假的，身份信息是假的，手机号已经关机。
能够确认真实信息的只有一样：他留下的那个联系方式，还有一个银行账号的户名，叫彭光临。
不是曾阳伯。
从派出所出来时，已经是下午。韩桂珍站在门口，两手抱着肩膀，人晒在太阳底下，却一直抖。
手机响了。
杨冠宇打来的，说他明天下午到家。
我握着电话，张了几次嘴，最终把曾经想好的话吞回肚子里，只说了句：“你路上注意安全。”我不能在电话里说。
这事太乱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而且电话里说，他指不定会急成什么样。
那个晚上我坐在堂屋里，一根接一根抽烟。
地上那堆黄纸钱没有收进盒子，就摊在地上，一眼看去像丧事铺子没卖完的存货。
我夹烟的手一直在抖。
快半夜的时候手机响了一声，进来一条短信，只有一行字：“杨叔，钱取走了。合同还在我手里。识相的，就把这事咽下去。要是报警，你会后悔的。”短信末尾，没有署名。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想拨回去，手指悬在通话键上迟迟没有按下去。
嘴角那点侥幸，被这条短信彻底击碎了。
没有报错警。有人不怕报警。
第二天早上。韩桂珍坐在灶间，两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夜没睡。灶台上放着一碗粥，已经凉透了，上头结着一层膜。她没喝。
我坐到她对面：“桂珍。”
她抬起眼看着我，目光里是前所未有的茫然和害怕。她张了张嘴，好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那笔钱……我们是不是，惹上麻烦了？”
那个瞬间我的心口像被人攥了一把，喘不过气来。
05
杨冠宇是九月十四下午到家的。
他推着拉杆箱走进院门的时候，我正蹲在院子里拿扫帚扫落叶。
他叫了一声“爸”，声音里带着几分轻快。
他说：“我妈呢？晚上吃什么？高铁上没吃饱。”我提着扫帚直起腰，一时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他看见我的脸色，表情蹙了一下：“爸，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身体不舒服？”
就在这时候，韩桂珍从堂屋里走出来。
她一夜没睡好，脸上还有泪痕，眼圈周围浮着一圈青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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