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要有光》仍然回响不断，不仅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书中那些真实的生命故事、对爱的追问与呼唤，也在不断抵达更多读者的内心，持续引发有关教育、有关生命意义的思考与共鸣。
在本书出版一周年之际，中信出版集团、中信书店联合邀请了梁鸿与作家、文学评论家潘凯雄，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李蔚超共同对话，一起回看《要有光》创作与阅读过程中的生命触动，并分享文学带给当下生活的力量与抚慰。
对谈现场，左起：李蔚超、梁鸿、潘凯雄
《要有光》
梁鸿 著
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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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起念：对生命本身的触动
李蔚超：
非虚构作品《要有光》问世并与读者见面已经一年。这一年，这本书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这本书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什么样的爱能够抵达孩子？什么样的爱能够被感知到？这一年来，也有很多读者一起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特别邀请了《要有光》的作者梁鸿老师和大家一起谈一谈在处理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时，文学能做什么、做得怎么样。我们还邀请到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老师来一起聊一聊，为什么这本书能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情感能量，以及文学和我们生活的关系。
潘凯雄：
“梁庄三部曲”反映的是中国最基层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纪之交的变化和风貌，《要有光》写的则是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虽然写的是孩子，但这绝对也是一个重大题材，关系到许多家庭的生活和幸福，关系到许多孩子的成长，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它非常直面现实，作家触碰这样的现实题材，我觉得第一需要勇气，第二需要良知，第三需要有爱心。这几个关键要素在这本书里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李蔚超：
潘老师说到作家的良知和勇气，这个词是宏大的。梁鸿老师，您在采访和写作这本书时，有没有想过直面现实的难、选题的难，需要怎样的勇气、良知去承担？
梁鸿：
我觉得每一次写作，无论写“梁庄三部曲”还是写《要有光》，起念都非常单纯：我想写，我得把它写出来。
当年写“梁庄三部曲”的时候，我最根本的想法是想回家看看，想看看现在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研究乡土文学，读小说时总觉得不够满足，所以就背着包走了。走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会写成什么，但事情就这样慢慢展开。生活随着你的冲动、愿望、激情，以及背后的学识和认知，一点点展开。
《要有光》其实也一样。准备写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我想去看看究竟怎么了，这是我最大的起念，之后才是写作过程中要面对的其他问题。
创作过程确实非常艰难，因为它不是一个欢欣鼓舞的场景。你面对的少年本应是朝气蓬勃的生命，但他们的生命里没有这种光，很多时候你会感到非常沉重。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先看到的是生命本身。生命本身让你触动，让你觉得绕不过去，必须坚持，因为这样的生命让你心疼、心痛。同时你也觉得背后有很多问题，需要你认认真真地倾听、感受和琢磨，这些是一体的。
所以写这本书时，我觉得自己必须写，尽管中间遇到很多困难，我也仍然坚持下来了。
李蔚超：
老师您当时采访了多少个青少年？是什么支撑着您？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曾经休学，好不容易走出来。我推荐他看一下这本书，他拒绝了，说自己再也不想接触那个黑暗的世界。您三年间从采访到写作，每天都置身其中，是怎么疏解、怎么让光渗入黑暗的？
梁鸿：
我自己没数过，写作时由于结构的原因，没有办法完全统计。当时采访了很多孩子和家庭，最终书中呈现出来可能有20多个。
有时候你会看到，当一个人的心理产生困扰，情绪处于极度压抑或焦虑状态时，表情是不舒展的，内心也不愿意与他人交流。当你和这些孩子、老师和医生坐在一起时，你的整个内心都会被巨大地搅动。
有时候你会泪流满面，会听不下去，因为太痛苦了。有时候你会突然从一个孩子的表情里看到爱的缺失和压抑。听父母讲述时，父母也很痛苦，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困境和挣扎。
但与每一个孩子接触，也让我获得很大的勇气。我在书中写到的敏敏、雅雅这些孩子，他们都遭受过很多情绪困扰和痛苦，这些痛苦来自家庭、教育和自身。但当你真正“进入”一个生命内部时，会发现里面仍有力量。
创作过程中，我和她聊天时，她一直没哭，但我为她哭了好多次。你会发现，和一个人接触久了，他带给你的不是单向的情绪表达，还有很多生命的细节，这些细节非常温暖人，虽然沉痛但特别温暖。
比如敏敏在采访相处中送给我一束花，还有自己烘焙的小饼干，这些东西都让你觉得无以回报。你也希望把这一切写出来，为什么那么幼小的生命遭受了这么多，你想试图把它展示出来。
创作的动力：那些“光”照进来的时刻
李蔚超：
读《要有光》时，我读得很快，因为我急于想和这些孩子在一起，很想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虽然他们的故事触目惊心，但我并没有被黑暗压垮。梁鸿老师也多次说过，这些孩子身上的光和能量让她感动。他们置身黑暗，却不断向光而行，自己就爆发出光的力量。
我想问潘老师，您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虽然书里写的是黑暗，但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生命能量？
潘凯雄：
书中讲到中国教育的现象，我想其他学科也会有人关注，比如教育研究、社会学研究，那些研究领域可能涉及的面比文学宽得多，因为它们使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等学科方法。而文学更多呈现的是情感和形象，所以这本书里虽然只有20个左右的人物，但他们背后可能还有无数家长和孩子的身影。
我相信梁鸿在写这部作品时一定也有很多不舒服、难过的时候，但她仍然选择了用非虚构文本的真实性来呈现，没有任何渲染：让你难受，却不动声色。这是作家本色，也是面对这种题材时必须有的克制。如果作家在作品里哭天喊地，读者就会高度怀疑作品的真实性，觉得作者在煽情。所以这本书的处理非常到位。
看书时我会觉得，这些孩子一个个让人很痛心，但他们的家长其实也很难受。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那些看似不管孩子、把孩子甩给爷爷奶奶的家长，实际上是很无奈、别无选择。各有各的痛苦，各有各的难题。
所以这部作品就重要在这里：我们必须正视和反省我们的教育。教育不仅仅是专业教育，说到底是一个怎样健康成长的问题。这些孩子的生活连带着整个家庭，不只是父亲这一辈，还包括祖辈，甚至包括左邻右舍，构成了一个巨大而现实的问题。
李蔚超：
梁老师您在写作时，如何选择这本书里黑暗与光明的比例？您是否担心或闪躲那些由孩子心理问题形成的黑暗感？书里有些地方让人很难过，比如对孩子心理状态的描写，他们自言自语，或者有一些日记、笔记以及跟您说的话，那些都是来自最痛的地方。
今天绝大多数人心里很不愿意面对黑暗，会用刷短视频、追求情绪价值等方式来逃避。我想知道，您写作时是怎么理解、呈现并驱散黑暗的？
梁鸿：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以前没想过黑暗和光明的比例，因为我觉得它们是交织着前行的，没有纯粹的黑暗，也没有纯粹的光明，尤其是当你和活生生的生命接触的时候。这不是非虚构的力量，而是人性本来如此：没有全然处于黑暗中的人，也没有完全处于温暖、光亮中的人。即使是有情绪困扰的孩子，也会在某一刹那让你感受到温暖与力量。
比如我在书中写的小关，这个孩子已经两年闭门不出，照片里他非常瘦，是一个让人难过的形象。但因为采访时间很长，最后一次我见到他时是他第一次出门，到补习中心来。所有人看到他时都非常郑重，心里都在鼓励他。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有自私、懦弱的一面，但在那一刹那，人的心灵都非常美好，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小孩能走出来，待在人群里，不要再回到房间里。
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很受鼓舞，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是打开的。我愿意描述这样的时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光明时刻。我们看到这个孩子时，每个人都在认真感受他的出现。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形象而区别对待他，所以我觉得人类的生活场景和内心，总有这样闪光的地方、类似光明的时刻。
这种光明时刻能激励我。它不是一下子光辉灿烂，也不是从此这个孩子就变好了，不是从光明到光明，而是那一刹那突然闪现出来的希望。它虽然渺茫，但非常重要。
我写这本书，抓住的正是这一点，我不想具体讲写作有多困难，只想说这一刹那、这一点微光，以及心灵突然敞开，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作为个体和读者，当你心有所震动的时刻，也是心灵打开的时刻。所以我说这本书确实是文学的，因为它难以叙说、难以定量，但它就有这样的时刻。
李蔚超：
您也启发了我，我读这本书时的很多瞬间都在怀疑：这光是梁鸿给予的，还是孩子们携带的，还是生活给予的？您刚才说完后我明白了，我读这本书感动的地方在哪里。这些孩子承受的东西比我们重得多，整个社会结构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当压力传到他们身上时，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反抗的道路，只能承受那些不知该如何处理的压力。
我读的时候觉得这些孩子是赤裸的，他们承受着来自父亲、母亲、单亲家庭、学业、同学的苦痛。但这本书给了他们光亮，那光亮不是虚构的，也不是简单的疗愈，而是来自他们自身求生、向光的那种渴望。
潘凯雄：
作为家长，当然希望孩子成才，尤其当家长自己文化不够时，比如自己是工人或农民，就会觉得我吃了亏，不能让孩子再这样。这也是善良的愿望，希望孩子不要像自己这样。教师更不用说，当然希望学生优秀。这些动机本身都没有问题，都是好的、正向的，但最后却形成了一个面对全社会教育的问题，所以“要有光”不是指哪个人要有光，是整个家庭、学校、社会这个闭环里都需要光。
梁鸿：
我们的教育其实一直在改革，但我们把家庭推到前台，是因为家长是最能较快行动的人。这不是要把责任都推给家长，而是说孩子与家长是直接关联的，你稍微改变和努力一点，孩子可能就好一点。我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承担起来，你既是家长——父亲或母亲，同时也是社会工作者，我们每个人都来努力。
这本书三部分我分了三个角度。第一部分从孩子的角度，写孩子的自述。第二部分我基本从家长的角度写，写家长为什么痛苦。家长的痛苦点和孩子的痛苦点之间有一个隔空对话，希望这中间有一种启发。
当家长认为自己做得很好、给家庭提供温暖时，孩子却说：我感到家里一片荒寒，没有感受到温暖。这时就出现一个巨大反差：我们所说的爱，对孩子来说到底是不是爱？从更大的角度看，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到底缺失了什么？这其中有着一种巨大的生命教育缺失。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活着？什么东西能够支撑我们长远地走过人生？我觉得这才是长远的问题，而不只是考上好大学的问题。
因为人的一生不仅需要好大学、好工作的支撑，还需要很多层面的支撑。现在有一些人在30岁左右躺平，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就这么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问题：我们该怎样让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生命，拥有相对健康的生命状态来让我们体会到爱与温暖，体会到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
今天的教育让孩子缺少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热爱。我想告诉家长的是，快乐教育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留一点时间给生命教育，让他们学会感受爱，感受到活着的趣味和意义。
创作的载体与文学的力量
李蔚超：
《要有光》这本书提示我们，哪怕亲如父子、母子，生活在一起，人和人之间也很难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想请问两位老师，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人，建立与他人的联系？文学能否让我们进入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生？
梁鸿：
虽然不能因为我是个作家、从事写作，就说要相信文学，但我的确是相信的，因为我相信情感的力量。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时候都渴求爱、关注、温暖。但因为我们又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所以会有误解，甚至有仇恨和伤害。不过在内心深处，我相信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在这个时候，文学有最大的力量。
除了吃喝拉撒，我们还希望有爱的感觉，这就是文学在做的事。我们还希望有美，希望体会不一样的人生，这也是文学在做的事。在精神层面，文学确实能击中你，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感受他人，同时反思自己。甚至只是让你感受到一段风景的美，自然、阳光的存在，生命莫名的美好。
我常提到十三四岁读沈从文《边城》的感受。读到最后有一段“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就会感到一种怅惘，一种对生命的触动。那时还小，不懂爱情，但你知道原来有这样一种关系，有这样一种对爱、对自然之美的描述，充满淡淡的哀伤，又如此之美。我觉得这种感受会贯穿一生，生命需要这样的东西，这是文学所独有的。
李蔚超：
您作为作家，用文学方式面对这些社会伤痛时，您觉得文学与社会学、新闻报道、心理学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文学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可以做得不一样的或者做得不够的地方？
梁鸿：
不能说做得不够，而是路径完全不同。作为文学写作者，我首先关注的是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的情感、痛苦和欢乐，这是我最想考察的。这些恰恰是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们需要数据、总结，需要呈现某种规律。文学反而是对复杂性的叙述性表达。
敏敏身上有这么多痛苦，她的故事体现了家长的问题、教育方式的问题、历史性的创伤，也体现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如何看待生死。这些只有文学才能表达，其他学科无法表达。你无法给它定性，它非常柔软、混沌，但它确实是我们生命内在的丰富性，这是文学所独有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文学充满信心。我可能不擅长做结论，但我的专注和愿望在于把这个生命的充分性、内部情感的多面性呈现出来。只有这样，当我把它呈现给读者时，读者才能感受到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才能与它共振、思考、琢磨。
潘凯雄：
有一句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样的。我觉得做文学的人，功利性不能太强。不是说你必须先去想着教育谁，那样作品反而不容易成为好作品。作品一定要是自己内心情感、情绪和真善美的自然流露，这样才会感染人。所以好的文学也一定有用，但这种有用不是想让人学习某种知识，而是润物无声、静悄悄地发挥作用。
比如《要有光》，梁老师写得客观，甚至很节制地写了现实生活当中那些还不健全的事物。认真看的话，肯定会被打动。一本书能打动人，它就是好作品。
李蔚超：
如果《要有光》里的孩子们能够少做一半作业，多看两本文学作品，他们的生活中就会有更多光。如果我们更多与书接触，独自面对另一个丰富、丰盈的世界，就会有更多光渗进来。
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读文学作品让我的心灵至今仍保持敏锐和敏感。今天遇到难过、悲伤或化不开的事情时，我会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而读文学作品与一些瞬间相遇时，反过来又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人生。所以我相信文学，它让我的心灵保持敏锐，也让我这颗敏锐的心灵更好地理解他人。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第二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
写给孩子，写给父母
写给生活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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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9.10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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