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第三届“促进中美人文交流青年对话会”在南京举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厄瓜多尔等国家的青年专家学者，跨越国别开展深度交流，围绕中美关系中的关键性议题展开对话——从地缘经济交织，到全球治理合作，汇聚多元视角，为落实中美关系战略新定位贡献智慧力量。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运全、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云松、美国卡特中心和平项目和平战略与行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霍布斯（Christopher Hobbs）出席活动并致辞。
会议期间，《北京周报》记者李芳芳对于运全进行了专访，请他结合多年的观察，解析当前中美关系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发展态势，探讨青年与智库在双边互动进程中的建设性角色。
8月31日，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运全在第三届“促进中美人文交流青年对话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南京大学供图）
《北京周报》：去年3月，您在中美智库人文交流高端对话会上提到，中美之间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就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您指出这一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您如何解读这一转变？
于运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其实都是相对的。当前这种确定性来自两国元首共识：今年5月两国元首见面——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从顶层设计上给予战略引领，双方都想朝合作的方向更务实地推进，愿意把部分分歧暂且搁置，相向而行、共同向前看。
还有一个确定性，就是现在中美各方面交流的活跃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最近几年由于各种原因，原有的通道和机制出现了很多障碍，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有所减少。但近两年以来，仅从我们跟卡特中心的合作来看——这只是众多合作机制中很微小的一个——智库和青年交流在两年内就办了三届。其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更为频繁。
而不确定性则在于，相较于以前，当下中美关系的互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双边稳定相处的基础有所弱化。当前的中美关系最大的脆弱性是容易受偶然事件影响，尤其受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进入选举周期后，美方可能出于国内政治需要炒作一些“涉华”议题，损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大局。一旦分歧管控不好，局部问题演变成重大事态，就会冲击两国关系的稳定性。
《北京周报》：美国大选本身存在周期性波动，为何这种美国国内制度层面的不确定性，在中美两国关系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于运全：这恐怕还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回望过去20年间的中美互动，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经济实现持续平稳发展，逐步积聚起强大的发展势能，且在许多关键领域取得引领性创新突破。面对这一客观现实，美国国内部分群体对中国的既有认知受到冲击，不情愿接受中国的赶超性变化。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有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这一分析框架。依据这套理论逻辑，国际权力被理解为零和博弈，大国力量此消彼长。秉持这一视角的群体，对我们提出的合作共赢持怀疑态度，毫无根据地预判中国的发展将冲击美国的全球地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战略认知，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偏见，这样的认知，深刻塑造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局面。
关于结构性问题的认知，大多源于对历史经验的归纳，不少相关理论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修昔底德陷阱”便是典型。这个假说总结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历史互动模式，但它仅仅是基于历史案例的经验总结，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未来必然沿着这一轨迹演进。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存在本质差异，这一点中方已多次阐释。打破偏见不容易，但偏见还是可以打破的。当前仍存在沟通与塑造认知的空间。所以像我们这样做人文交流、智库交流、国际传播就很重要——要把真实的中国告诉美国民众，把中美关系的各种可能性阐释清楚，让他们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事实胜于雄辩。许多美国学者都在谈论当前中美关系发生的积极变化。一些民调和智库机构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很多美国民众已经认识到，跟中国相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中美关系必须维持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这对双方好、对世界也好。
《北京周报》：您怎么理解“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新定位？
于运全：首先，我们两个大国之间需要保持战略稳定。当前双方仍然面临不少现实难题。我们所说的稳定，是战略层面的稳定：重点是在重大、结构性与框架性问题上保持稳定。同时，这个稳定不是僵化的稳定——大国关系即便存在竞争摩擦，也可以维持稳定。我们追求的是建设性战略稳定，这种稳定需要容纳积极、建设性的内容。所以，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一概念，需要审慎把握。
如果从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看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总体上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这是主流。虽然历经风雨，但两个大国体量都太大，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要合作，这是历史大势。现在大家也承认都看到了这个趋势。
其实2015年，美国学者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在卡特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曾经提出中美关系到了“临界点”，他这个论点2016年前后在中美两国学界引发了热议。到2019年，这一观点判断的趋势更加明显——所谓竞争叙事逐步取代合作叙事，美方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重大转变。
但事实上，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风雨后，中美关系也表现出超常的韧性。这些对中美两国而言，既是难忘的经历，也有深刻的教训，但可能也是一笔财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可以说过去几年的波动为当下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和未来长远更健康的发展做了铺垫。过了这个磨合期——就像飞机起飞时的颠簸期，在所难免——飞到更高的层次，可能就迎来一个新的、更有连续性的稳定。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未来终会向那个方向发展。
《北京周报》：中美关系新定位提出以来，根据您的观察，两国之间发生了哪些微妙变化？
于运全：总体上，过去几个月的成果来之不易。我的观察是，在美国国内，不管支持特朗普政府还是反对这届政府的群体，在中美关系要维持“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个大方向上，还是有很大共识度的，各方愿意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发展付出努力。像我们开展的青年和智库交流项目，是超越党派的、有代表性的沟通渠道。
再有，我们关注到最近中美之间地方交流和经贸交流也比较活跃，都在按照元首共识“拉长合作清单”的方向努力。最近中国贸促会代表团、全国友协代表团在中美之间做了很多工作，有许多成果。我还看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92%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2025年在中国实现盈利，95%认为在华业务有助于维持其全球竞争力。另外，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也显示，超半数美国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
总之，双方都认识到，维持中美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健康稳定发展，对双方都有好处。当前全球经济、全球治理面临很多问题和困难，中美必须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
《北京周报》：美国不少外交与智库精英仍存有对华战略疑虑，您认为该如何化解这些疑虑？
于运全：面对面交流远胜于单纯依靠文献开展远距离研究，眼见为实。我们邀请美方学者来华访问，本身也展现了我们的开放姿态。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们做敏感领域的专家赴美开展学术交流，美国愿不愿意让我们去？我觉得他们未必有同样开放的胸襟。总体而言，交流比不交流好。美方学者来中国看一看，我相信这对他的研究有帮助，对他正确客观地认知中国也有帮助。
美国部分媒体不断渲染来华面临各类安全风险，媒体说得太玄乎了。
这也从侧面反映，当前中美之间的互信水平仍然有限，双边关系整体较为脆弱。但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持续推动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的美方人士实地到访中国，然后相互接触就逐步常态化了。中美建交破冰之初就有相似的情况：受当时媒体和政策叙事影响，很多人预想来华旅行充满各种危险，亲临到访后，发现实际情况和外界渲染的大不一样。
这给双方政府部门的启示是：政府要在政策上更加放松，营造中美交流的宽松环境。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呼吁双方政府部门为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智库交流、民间友好和经贸交流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北京周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您对此有何期待？
于运全：我们最近围绕相关议题开展了多项研究。总体来看，当前中美关系迎来一个难得的窗口期。虽然这个窗口期能持续多久可能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诸多积极态势。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拓展这个窗口期，夯实中美关系向好发展的基础。
由此，我们需要持续推进各类交流活动——本次对话即是其中之一。后续我们还将跟美方其他相关机构合作，在人文交流、经贸合作等易于凝聚共识的领域开展深度研讨。比如面向全球治理的许多议题——人工智能协作、经贸往来、文化互动、地方交往，以及青年对话，都需要搭建更多常态化交流机制，产出更多务实成果。
责任编辑：于淑均
设计排版：卢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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