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天，纽约曼哈顿一处宾馆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年轻外交官王锡昌被发现死在房间里。此时距离尼克松总统访华只有几个月，中美关系正处在重大转折前夜，这起死亡事件因此格外敏感。
故事要从联合国说起。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开始组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人员陆续抵达纽约。
对新中国外交而言，这是一次迟到多年的回归。代表团刚刚站稳脚跟，工作节奏非常紧张，白天处理事务，晚上学习英语、熟悉环境。王锡昌年轻，负责代表团内部的一些事务，也承担电影和纪录片放映工作。
一个晚上，代表团成员吃过晚饭后，聚在一起观看有关美国西部开发的纪录片。放映设备由王锡昌负责，他来回调试，直到接近午夜，众人才各自回房休息。
王锡昌收好器材，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他留下的最后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代表团照常安排英语学习，却迟迟不见王锡昌。起初大家以为他只是睡过了头，有人打电话，也有人直接到门口敲门。
没有回应。
宾馆工作人员赶来打开房门时，王锡昌已经躺在床上，失去了呼吸。现场没有明显打斗痕迹，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迹象。当地医生赶到后，初步判断为凌晨突发性死亡。
“他平时身体很好，怎么会突然这样？”
这句话，代表团成员后来多次提起。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平时没有显露出严重疾病，前一晚还在正常工作，次日却突然死亡，单凭“猝死”二字，很难让人完全信服。
消息很快上报国内。由于案件发生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又正值中美关系即将出现变化的关键时期，周恩来对此事作了过问，并要求暂缓火化遗体，先把死因查清楚。这个指示，说明当时对案件并没有简单接受当地的初步判断。
美国方面也介入调查。纽约警方检查了房间、门窗和现场物品，没有发现外人强行进入的迹象；据相关材料记载，现场指纹也主要属于死者本人。从表面看，外人入室行凶的可能性并不突出。
尸体解剖同样没有立刻给出答案。王锡昌的主要器官没有发现足以解释死亡的明显病变，初步结论仍倾向于突发性死亡。遗体因此被冷冻保存，代表团没有急于办理后事。
转折出现在两个多月后。相关人员在进一步检验中发现，王锡昌胃内容物中的尼古丁含量异常。这里必须说清楚，普通吸烟造成的摄入，与一次性摄入高浓度尼古丁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可能引起神经系统麻痹，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代表团成员随即回忆起一个细节：王锡昌并不喜欢抽烟，出事当晚也没有抽烟记录。倘若检验结果无误，那么尼古丁的来源就很难用吸烟解释，饮用水或其他入口被污染的可能性便浮现出来。
为慎重起见，有关方面又提取了遗体样本，并保留王锡昌生前使用过的水杯，送回国内复核。按照相关回忆材料，国内检验结果显示，胃内容物和水杯上都检出了较高含量的尼古丁。
案件由此从“猝死”转向了“疑似投毒”。但这并不等于凶手已经被确认。尼古丁只能说明可能存在中毒线索，投毒时间、投毒方式、毒物来源以及实施者身份，仍然需要完整证据链来证明。
更让人困惑的是，王锡昌并非代表团最高级别人员，也没有公开掌握什么特别机密。为什么有人要对一个年轻外交官下手？当时曾有一种推测，认为他与代表团某位领导居住较近，凶手或许原本要针对那位领导，只是因拿错杯子或目标偏差，导致王锡昌误中其害。
但这只是推断，没有形成公开、完整的定案证据。纽约警方后来继续调查，却始终没有查出明确嫌疑人。究竟是线索不足，还是案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被搁置，相关材料没有给出足够答案。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外交场合需要处理更重要、更复杂的事务，王锡昌之死这件令人不快的案件，逐渐淡出公开视野。遗憾的是，外交关系的推进，并没有自动带来刑事案件的结论。
在国内指示下，王锡昌的遗体后来火化并运回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之后被追认为烈士。至于那只水杯、那份检验结果，以及纽约警方未能查明的关键环节，仍然缺少能够把所有疑点串联起来的证据。
所以，王锡昌究竟是遭人蓄意投毒，还是检验、取样与案件判断中存在尚未厘清的环节，历史材料至今没有给出足以终结争议的答案。案件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还有一段发生在重大外交转折前夕、却始终没有完成侦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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