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部湾白龙尾岛上，中国与越南有关方面完成了一次特殊交接。岛不大，只有几平方公里，却牵动着北部湾渔场、海上交通和两国边界。多年以后，这次交接被一些文章说成“中国把岛借给越南”，甚至断言越南“借而不还”。但若要弄清争议，必须把历史事实和后来的舆论说法分开。
中国渔民称它为浮水洲岛，越南及法国殖民当局则长期使用“白龙尾”这一名称。岛屿位于北纬20度附近，距海南西部和越南北部海岸都不算遥远。海上风向、渔汛和航线，使它很早便进入周边渔民的生活范围。
岛上的历史遗存，留下了较清晰的中国居民活动痕迹。新中国成立初期，岛上居民多为海南儋县一带迁来的汉族人，使用儋州方言，以捕鱼、加工海产和少量农业为生。岛上原有庙宇，供奉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清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海南文昌人曾在庙中铸造铁钟。
有意思的是，岛上村落的名称同样保留着早期开发的印记。当地曾有人组织农业公司，尝试种植西瓜，后来“公司村”的叫法便流传下来。每逢鲍鱼等海产丰收季节，海南、广东沿海渔民会在岛上暂住，把捕获物加工成干货，再运回内地销售。
不过，居民生活的延续，并不等于近代主权争议从未出现。1930年代，法国殖民当局开始加强对北部湾岛屿的控制。1943年日本占据相关地区，1946年法国势力又重新进入。战争和殖民统治反复更替，使这座小岛的归属问题变得复杂。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残部曾有数十人逃往岛上，利用岛屿位置骚扰大陆和海南沿岸。1954年，部分居民又被国民党方面带往南越。岛上人口流动和外部势力介入，给后来处理中越海上问题增加了不少麻烦。
真正改变白龙尾岛归属状态的，是1957年的政治安排。根据公开资料，中国政府将白龙尾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管理交由越南民主共和国。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历史文件和相关研究更接近“移交”或“交付管理”的表述，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民间常说的“借给越南”。把一次带有时代背景的政治交接说成普通借用，容易造成误解。
当时的中越关系，处于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相互支持的重要阶段。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不久，越南仍面临南北分治和外部压力，中国希望稳定南部边境与北部湾局势，也希望帮助越南恢复和发展。白龙尾岛的交接，正是在这种整体外交环境下作出的决定。
“既然是中国的岛，为什么要交出去？”类似疑问，后来一直存在。答案并不在一句“借岛”中，而在当时的国家战略、边界安排和双边关系里。不得不说，这种决定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后来两国关系转冷，原本的政治默契便失去了基础。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后，双方关系全面恶化，北部湾及南海问题也逐渐从友好合作中的分歧，变成公开争议。越南方面开始更多强调其对包括白龙尾岛在内的相关海域拥有历史权利，并援引法国殖民时期的行政管理作为依据。
中方对此并不认可。中国学者认为，法国殖民当局短时间内的控制，不能自动证明越南拥有传统主权；当时岛上居民主要是中国人，基层管理也多依靠中国居民。至于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涉及的经纬线问题，适用范围主要是北仑河口附近边界，能否延伸到白龙尾岛，本身就存在法律解释上的争议。
1988年3月14日，赤瓜礁海战爆发。中国海军与越南海军在南沙发生武装冲突，交火持续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这场冲突说明，白龙尾岛并不是孤立的小岛问题，它与北部湾边界、南沙岛礁以及海洋资源权益彼此牵连。
当时，双方对事件经过和伤亡情况各有说法。越南舆论长期将其塑造成民族抗争的一部分，中国则强调越南人员和舰艇先行进入争议岛礁区域。面对这类历史争议，最忌讳只引用一方宣传材料，更不能用夸张叙述代替证据。
白龙尾岛“要不回来了吗”，从现实层面看，问题并非普通借物归还，而是1957年交接之后形成的长期管辖事实，以及两国对历史文件和海上边界的不同解释。岛屿面积虽小，却连接着渔民生计、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关于它的说法，都不能只靠一句“借了不还”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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