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延安，毛泽东来到中央托儿所。院子里没有会场，也没有长篇汇报，只有一群刚吃过饭的孩子，在窑洞和土墙之间追逐打闹。那时，陕甘宁边区的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但孩子们还不懂什么叫战事，只知道这位常来探望他们的毛伯伯，身上总带着一种亲切劲儿。
托儿所收留的，多是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保育员们既要照料饮食起居，也要教孩子识字、唱歌、排队。条件说不上好，粮食、药品、棉衣都不宽裕，可这些孩子不能被当作普通人员看待。
原因很简单。
他们年纪太小，无法自行躲避危险；他们的父母又大多在前线、机关或敌后工作。只要托儿所出现差错，牵动的就不只是几十个家庭，还会影响许多干部在前方的心绪。
毛泽东走进院子时，孩子们很快围了过来。有人喊“毛伯伯”，有人拽他的衣角，还有人仰着脸看他手里的文件夹。大人们谈的是形势，孩子们关心的却是另一件事：今天有没有糖，毛伯伯会不会抱人。
就在这阵喧闹中，一个小男孩挤到前面，抓住毛泽东的衣襟，像是有要紧事情要宣布。
“毛伯伯，我和你名字一样。”
孩子说得一本正经。周围的人一听，先是愣住，随后才明白，他叫“席毛”，只是两个字的顺序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低头看着他，笑着问：“那你将来想做什么？”
席毛挺起胸脯，回答要去当八路军，打敌人。话不长，却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毛泽东摸了摸他的头，说：“好好长大。”
这段小插曲之所以被记住，不只是因为孩子的名字有趣，更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并不轻松的时刻。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消息，孩子们需要向更安全的地区转移。战争逼近时，机关可以转移文件，部队可以调整部署，可孩子们的行动必须慢下来，每一步都得提前安排。
当时的困难十分具体。孩子年龄相差很大，有的还不会走路；途中要经过山路、河流，还可能遭遇空袭。队伍不能走得太快，也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奶粉、药品、被褥、干粮，样样都要计算，连能装多少辆车，都必须反复核对。
保育员丑子冈等人承担了组织工作。她们并非只负责照看孩子，还要安排队形、分配物资、联系渡口。几十名女战士参加护送，既是警卫，也是临时担架员和炊事员。谁家孩子发烧，谁家孩子掉了鞋，都要有人马上处理。
毛泽东关心的，也正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据有关回忆，他曾要求把困难一项项列清楚，能补充的物资及时补充，不能立即解决的，也要设法安排。对作战部队来说，罐头和较好的食品同样珍贵，但在转移途中，孩子必须有足够的营养，否则一场感冒就可能变成大麻烦。
临行前，保育员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告诉他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孩子们未必理解战争，却听得懂“搬家”和“新家”。有人抱着布娃娃，有人攥着小布包，还有孩子不停回头，看那几孔熟悉的窑洞。
队伍出发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山路颠簸，夜间寒冷，警戒人员不敢点太亮的灯。遇到飞机轰鸣，战士们便迅速寻找掩体，把孩子护在里面。年纪大的孩子被叮嘱不要哭，年纪小的则由保育员抱在怀里。枪声远近不定，行军却不能因此完全停下。
过河时更危险。船只有限，孩子必须分批转运，护送人员还要协助推船、搬运行李。河水冰冷，岸边又缺少遮蔽物，稍有耽搁就可能暴露目标。许多女战士挽起裤腿下水，先把孩子送到对岸，再返回接应下一批。
据保育员后来回忆，孩子们中间也有害怕的，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有人在船上睡着，有人在躲避空袭时紧紧抓住同伴的手，还有人醒来后问，什么时候才能继续玩。
这支特殊队伍辗转向晋察冀边区转移。路途中的每一次停留，都意味着重新清点人数；每次启程前，也要确认孩子是否吃过饭、是否有人生病。对成年人而言，这是一次艰苦转移，对孩子而言，却成了记忆中一段断断续续的旅程。
到达平山一带后，托儿所逐步安顿下来。简易房舍替代了延安的窑洞，保育员继续照料孩子，教育工作也没有完全中断。有人教他们认字，有人教他们唱歌，还有人把行军途中发生的事情讲成故事，尽量不让战争的恐惧压住孩子的成长。
席毛也在这些孩子中间。那个曾经抓住毛泽东衣角、说自己和毛伯伯名字一样的男孩，后来仍被人提起。孩子的那句玩笑话，留下了一个特殊称呼，也留住了托儿所迁徙过程中少见的轻松片段。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分散在各地的孩子陆续得到安置。中央托儿所重新建立，许多曾经在战火中辗转的儿童，终于有了固定的教室、床铺和饭桌。延安时期的保育员、护送人员，也成为这段历史中不可缺少的见证者。
那次见面只有片刻。孩子问名字，毛泽东回答几句，旁边的人笑了一阵，队伍又要投入紧张的准备之中。多年以后，席毛这个名字仍与那次延安相遇联系在一起，留在中央托儿所的回忆材料和老同志的讲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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