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张闾蘅走进一位老将的家门。她刚开口喊出“大爷”，屋里的气氛便有了变化。这个称呼，带着东北人家的亲近，也带着几十年前那段军旅关系的回声。
她此次来访，并不是普通探亲，而是替远在台湾的张学良，看望两位昔日部下：吕正操和万毅。两个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将领，却都曾在东北军中听命于张学良。
这句嘱托，发生在两年前。
1982年，张闾蘅从大陆返回台湾，前往北投看望张学良。张学良没有急着问沿途见闻，反而先打听旧部和老朋友的消息。听到一些熟悉的名字还活着，他沉默了片刻，随后说道：“下次回去，替我看看吕正操和万毅。”
话不长，分量却不轻。
张学良被软禁多年，和外界的联系一直受到限制。亲属探望要登记，谈话要谨慎，连普通的家常也常常说不尽兴。那些当年并肩行军的人，早已散落在海峡两边，许多名字只能存在于回忆里。
张闾蘅对这种隔绝并不陌生。她小时候在台湾读书，课本上曾出现“张学良”这个名字，但评价并不客气。真正见到大伯，是1954年在台北一家医院。那时她还在读小学，只能隔着门缝看见一个沉默的背影。
后来，她在北投的住处见到张学良，才逐渐明白，亲情为何总要绕开警卫和看守。张学良与赵一荻居住的地方，周围有警戒人员，亲属来访须经过许可。过年时，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赵一荻做菜，张学良陪晚辈打牌，屋子里偶尔也能传出笑声。
可笑声之外，仍有许多不能触碰的话题。
张学良最常提起的，是东北旧事。他记得奉天的街道，也记得旧部的名字。张闾蘅后来多次往返大陆，便有意按照大伯提过的地方走一走，沈阳、天津，以及那些曾经和东北军有关的地点，都成了她观察和寻找的方向。
她在北京见到杨虎城之子杨拯民，也由此接触到一些熟悉张学良的老人。那些人年事已高，却仍会询问：“汉卿现在怎么样？”一句问候，跨过了数十年的隔阂。
张闾蘅把这些情况带回台湾，张学良听得十分仔细。对他来说，吕正操和万毅并非资料中的两个名字，而是曾经在部队里共事、在乱局中作出选择的老部下。
吕正操早年在张学良部队中任职，担任过秘书、副官等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逐步走上抗日道路，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参加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铁道部部长，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万毅也是东北军出身。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加抗日战争，曾在部队内部反对分裂和投降活动，后来率部编入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两人的道路，已经与张学良完全不同。但历史并没有因此抹去他们之间的旧关系。张学良要侄女去看他们，未必只是叙旧，也可能是在确认：当年的部下，如今过得如何，那些共同经历是否还被记得。
1984年，张闾蘅先拜访吕正操。她按照东北习惯喊了一声“大爷”，吕正操听后十分高兴，详细询问张学良的生活状况，还准备了茶叶和健身球，让她带回去。
随后，她又见到了万毅。那时万毅年纪已大，视力很差。听说来人是张学良的侄女，他握住张闾蘅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许多话不必展开，手上的力度已经说明了情绪。
回到台湾后，张闾蘅把见面经过讲给张学良听。张学良没有立即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后来，他又通过侄女与吕正操交换诗句，借陶渊明的诗表达彼此心情。诗中一字之改，既有旧情，也有多年未见后的克制。
真正的重逢，等了更久。
1991年5月23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与吕正操见面。为了迎接这位老部下，张学良特意穿上西装、系好领带，早早等在门前。两位白发老人见面后相互搀扶，谈起往事。
从1982年的嘱托，到1991年的握手，整整九年。张学良终于见到了其中一位想见的人，张闾蘅也完成了那次跨越海峡的传话。
另一位老部下万毅，后来也一直与张家保持着联系。只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并不会因为一次见面就全部消失。张学良晚年获得较多行动自由后，曾有机会出国，却始终没有回到沈阳，也没有再踏上东北故土。
1991年，弟弟张学森曾回沈阳参观张家旧居。面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他情绪激动。多年漂泊之后，旧宅的门窗、街巷和房檐，终于不再只是记忆里的影子。
张闾蘅替大伯见到吕正操和万毅，也替他把问候带回台湾。那不是一场正式的历史会面，却让几位老人重新接上了中断多年的关系。张学良于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檀香山去世，终究未能亲自回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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