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那洲村五百年的
时光沉淀中，
一座普通的岭南老屋静立不语，
却曾走出过一位
用刻刀记录民族新生的艺术巨匠。
珠海唐家湾镇向西，那洲村与中山隔着一条窄窄的水涌相望。500多年的光阴在这里沉淀，滋养出一种不疾不徐的气度，仿佛只需迈过村口的牌坊，外界的喧嚣便被一并阻隔在外。
村道向深处延伸，两侧民房错落，前行百余米，被矮墙环护的古元故居映入眼帘。若不是门前立着石碑与牌匾，路人多半会以为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岭南老屋。
▲古元故居（资料图）。陈佳哲/摄
1938年，古元从这里走出村口。行至百余米处，他蓦然回头眺望：木瓜树、茅草屋、成片的甘蔗园，静静沐浴在午后日光之下。
那年他19岁，背影瘦削，提着一只旧皮箱。他以为过不了多久就能回来吃母亲煮的糖水，没有想到，这一眼就是永别。
从珠海那洲村的农家少年，到延安窑洞里的木刻学徒，再到徐悲鸿口中“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古元这一生，走得远，亦走得深。他创造性地吸收中国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以阳刻为主、明朗简洁的民族风格，完成了中国现代版画从西方技法向民族审美的关键转折，成为20世纪中国抒情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代表。
▲“人民艺术家”古元。
今日的古元故居，收藏着《羊群》《运草》等早期木刻，刀痕历历，像时光留在木板上的呼吸。从这里出发，古元用一把木刻刀，刻下了战争年代的烽火、土地改革的热浪、建设时期的轰鸣，也刻下了故乡的田园、延河边的马兰花、东北的黑土地。
那些细密刀痕，既是一个人从岭南水乡汇入时代洪流的生命轨迹，又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视觉史诗。
故土家风
那扇木门已经很旧了。
古安村站在门前，手抬起来，又放下，隔了好一会儿才轻轻推开。门轴涩涩地响了一声，天井里的光像等了很久似的，一下子泻下来。
恍惚间，她仿佛看见父亲当年在堂屋里认字的光景——“一老一小”，隔着几十年的光阴，站在同一块地砖上。
▲古元故居（资料图）。陈佳哲/摄
古安村是古元的长女，头发早已花白，精神却还矍铄。她从小就听父亲讲那洲村，讲祠堂壁画、关帝庙、翻窗放风筝的童年。
那些故事在她心里生了根，长成了她对这座老屋最初的印象。
那洲村位于珠海唐家湾镇西部，早在清康熙年间海禁时期，那洲村就成为联络沿海村落与内陆村落的重要据点，设有早午晚三市，繁盛一时。
古元故居就在村口不远处，一堵饱经风雨的矮墙围护着整座院落，素朴的木门嵌在当中，门边立着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石碑与“古元故居陈列馆”竖匾，夹在周遭民房之间，并不惹眼。
走进围墙里，才发觉这房子藏了许多东西。宅子坐东南向西北，左手边辟出一方小花园，黄皮、龙眼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木开得正盛。主屋是砖木结构，十七桁砖瓦房，青砖灰瓦间自有一种从容。房檐下的灰塑和彩画洇着多年潮气，虽已残损几处边角、褪了些颜色，但花鸟的轮廓仍清晰可辨——想来当年工匠是费了心思的。
1919年，古元在这里降生。宅子是父亲古万建用多年漂泊攒下的积蓄，加上一身岭南人的执拗，一砖一瓦垒起来的。父亲给他取名古帝源，又虔诚地把他“契”给关帝庙，希望神灵替孩子挡开灾祸。多年后奔赴延安，他改名叫古元，为方便书写，也为让群众易记。那个“帝源”的名字，连同故乡的岁月，一同留在了故居的木门背后。
正厅的家训联还完好地挂着：“和气致祥百忍成金处世端资退让，厚德载福惟善为宝持身贵养谦光”。字是刻在木板上的，漆色暗了，但每一笔都很结实。
这些教诲，连同乡土的温润与包容，悄悄滋养着幼年古元懵懂的艺术天性。
从族人的描述里，古安村慢慢拼出了父亲的过去：小古元最喜欢站在祠堂的壁画前，顺着线条比画，一待就是半天。回到家里，桌椅板凳成了他的画板，刻下了不少花鸟鱼虫。祖父见了也不说什么，只嘱咐他小心别伤到手。
还有一回，小古元不愿困在家里读书，悄悄翻窗跑出去放风筝。等他兴冲冲地回来，以为要挨一顿训斥，祖父却只让他到院子里坐着，吹了半晌的风。
他坐在石阶上，风从院门外吹进来，带着甘蔗叶沙沙的声响。“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中，父亲慢慢长大了，他的个性及天赋获得了极好的发挥。”古安村告诉笔者。
▲古元故居（资料图）。陈佳哲/摄
那份宽容与安静，像种子一样落进了古元心里。许多年后，他在窑洞里就着油灯刻木刻，刀锋落在木板上的声音，与童年记忆遥遥共振。
奔赴延安
一场雨过去，瓦檐还在滴水，故居里的暑气被压下去不少，让墙上并排展示的水彩画愈加温润动人。其中，泛黄的是古元原作，清亮的是大湾区少年的临摹。
百年前那个在祠堂壁画前描摹的孩子，大概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画也会被另一群少年细细临摹。
▲古元故居（资料图）。陈佳哲/摄
1932年夏天，考入省立广雅中学（现为广东广雅中学）后，他对绘画的兴趣日渐浓厚，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进行水彩写生，描绘田野、村舍、河流等自然风光。
古元曾写过一篇文章《起步》，回忆了他如何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那时我常常阅读一些美术书籍，学习绘画的知识。由于我童年生活在农村，对法国19世纪著名画家米勒所创作的反映法国乡村生活的油画十分喜爱，感到亲切优美。”
几年后，卢沟桥的炮火传来。广州遭日机轰炸，学校疏散，古元回到那洲村小学当代课教师。
在家乡，他一边教书，一边画抗日宣传画，揭露日军侵华暴行，贴在村里的街口。多年后他回忆：“我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宣传画是我第一次向社会公众展示我的绘画作品，感到很有意义。”
不久，一支抗日宣传小分队来到那洲村，为群众演出救亡歌曲和活报剧。领队看到墙上的宣传画，辗转找到古元，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古元欣然同意，之后随队伍走村串户，负责美术宣传。
这段日子，他接触了更多抗日救亡的思想，也从各种进步报刊上，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更多的了解。
1938年夏天，古元从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上看到了一些有关延安的消息。其中报道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的情况，这些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不久，他决定北上。父母并不完全理解去延安意味着什么，但他们没有阻拦。
香山一带自古有“走四方”的传统。古万建年轻时就漂洋过海赴巴拿马，在异乡的烈日下辛苦谋生，吃过的苦比谁都多，也攒下了不小的家业。更何况国难当头，家乡难保，北上延安，既是个人出路，又是为国家出力。
古元的母亲翻出一只旧皮箱，把家里最厚的大衣叠好放进去，又翻出一条绿色毛裤。她不知道这些够不够，她不知道延安在什么地方、要走多少天、路上有没有饭吃，她只是把能想到的、能拿出来的，都装进了那只皮箱。
那日离开的情形，古元后来常向女儿讲起：“走出村口百余米，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村子里的木瓜树、茅草屋和茂盛生长的甘蔗园，然后毅然北上。我没有想到，这一眼，便是永别。”
▲钟凡/手绘
1940年，日军一万多人大举进犯香洲、唐家等地。战火中，古元的家乡闹了饥荒，父母和弟弟妹妹在逃难中相继离世。
消息辗转传到延安。他坐在窑洞里，把信纸叠了又叠，没有对旁人提起过。只是一刀一刀地刻着故乡的景色，刻得比从前更慢，慢到每一个线条都像在抚摸旧日的光阴。
黄土上的求索
古元故居的堂屋不大，几件旧木家具靠墙摆着。看护人从屋角的木梯摸上去，半晌抱下几幅木刻，小心地放在桌面上。其中《运草》《羊群》两幅，刀痕一道压着一道，沉甸甸的，黑调浓得化不开。再看旁边几幅后期作品，画面忽然透亮起来，刀法也轻松明快了。
如此鲜明的转变如何发生？答案，藏在延安。
抵达延安后，古元先入陕北公学，后转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条件很苦，没有画布和颜料，他便拿起木刻刀。山野里常见的杜梨树木质坚硬，锯成木板，用石头磨平就是刻版，工具则用废弃钢铁打制而成。
1940年5月，古元被分配到延安县碾庄乡任文书，一边组织生产、动员参军、调解纠纷，一边在窑洞里刻木刻。
每刻完一幅，他就拓印出来分送给老乡。老乡们看了，指着画面上的牲口说：“这头驴真带劲！”“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古元坐在炕沿上听着，心里一点点亮堂起来——艺术要让人民看得懂，就得从人民中来。
然而，方向既明，路却未通。一个更深的命题摆在他面前：古老中国的土地上，能不能生长出一种既不依傍西洋、又不疏离民众的全新艺术语言？
▲古元创作的作品。陈佳哲/摄
他初期的作品，受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影响，用“阴刻”居多，画面黑沉沉一片，像是把整个世界都压进了黑色里。新鲜劲儿过去之后，渐渐有老乡们“不买账”了，直截了当地问：“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那么多黑道道？”
这一问，如冷水浇背，亦如一道光劈开迷雾。异邦的刀法与明暗，在黄土高原上接受最朴素的检验——老乡们看不懂。艺术若走不进百姓心中，终究是悬在半空的浮萍。
从1942年开始，他的木刻悄然“白”了起来。古元摆脱了西方的影响，创造出以阳刻为主，构图多变、简洁、明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特风格。
这种新艺术风格的出现，成为中国新兴版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和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突破。
“古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版画大家，不仅仅在于他接受了国外大师在现实主义风格上的表现手法，更在于他能够结合中国传统的年画、剪纸等艺术特点对版画实施改良，使黑白木刻成为了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古元美术馆馆长刘春潮介绍。
1942年，周恩来将古元的木刻带到重庆，参加第一届全国木刻展。刚从南洋回国的徐悲鸿走进展厅，在一组小画前停了下来。那是古元的《铡草》《冬学》和《哥哥的假期》。
三天后，重庆《新民报》刊出徐悲鸿的文章，字里行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
名满天下后，古元反而愈发沉静。落刀处，尽是大时代里那些细小的、生动的生活瞬间。半个多世纪过去，刀痕里的神情、姿态和体温，依然让人停驻良久。
晚年，古元常对女儿说起故乡。他说着一口广东普通话，喜欢吃咸鱼，有人从珠海去看他，他总急切地问：“珠海怎么样了？”
一次大病初愈后，古元又拿起陪伴多年的刻刀，创作了晚年代表作之一的《珠海朝晖》。这幅黑白木刻以珠海渔女雕塑为近景，背景是葱郁青山与鳞次栉比的高楼，山海相望。大刀阔斧的明快刀法里，满含他对故乡的浓郁情思，也刻画出一座经济特区日新月异的面貌。
1996年8月10日，古元在北京辞世，享年77岁。
古元的一生都在以抒情的笔调回应着时代的每一次脉动，以质朴的艺术语言为人民而画。
永远的故乡
不久前，那洲村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证，成为全国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之一。
如今的那洲村早已今非昔比，不仅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证，周边也建起了产业园。
村里老人不太明白那串英文单词的意思，但他们看得见变化：小洋楼一栋栋立起来，咖啡公社开在老屋旁，滨水栈道沿着从前的田埂延伸出去。
濛濛细雨洒落村口，眼前的烟火新貌，不由得让人思绪飘向过往，今昔时光在此悄然交叠。
80多年前，一位19岁的少年从这里走出去，身后是沦陷的家乡和战火中的祖国。如今青砖老屋还在，家训联还在，周边的光景却已换了一轮人间。
那洲村的变迁，恰是古元刀下那个祖国一路走来的缩影——从《减租会》里农民围坐的窑洞，到《烧毁旧地契》冲天的火焰；从《人桥》上战士扛起的浮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旗帜，再到《鞍山钢铁厂的修复》里苏醒的高炉……一步一步，从黄土高原的小村庄，走到了天安门城楼前。
而那个从珠海村口走出去的少年，也在艺术的道路上完成了自己的跋涉。他后来出任中央美术学院第四任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为古元颁发“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
但无论职务与荣誉如何叠加，他看重的始终是手中的刻刀。
手握刻刀，他以宽阔的视野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张面孔，以抒情的笔调回应着时代的每一次脉动，以质朴的艺术语言为人民而画。他的版画、水彩、素描、速写，最终成为新中国美术视觉样式中不可替代的美学标识，而他艺术创作中现实性、民族性和抒情性相统一的风格，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当之无愧的抒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古元故居（资料图）。陈佳哲/摄
徐悲鸿对古元赞誉有加：“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兴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中国现代版画开拓者力群说：“一经古元刻成木刻，就令我感到他真有把陕北的黄土变成金子的本领。”诗人艾青则将古元视为生活的歌手，将其描述为“新的阳光所浸浴着的人物”。
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的蔡若虹看得更深：“古元把‘几千年空前未有的’历史面貌的改变，当作早期创作的重要目标，又把持续了几千年的没有改变的体力劳动，当作后期创作的主要对象……古元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劳动美的人民画家。”
古元去世前，他用瘦弱的手写下：“我愿把从事美术工作以来创作的部分主要作品捐献给我家乡的人民。”家人遵其遗愿，将105幅版画、70幅水彩画捐给珠海市人民政府。
故居檐下，石板上的凹痕依旧，廊下的风依旧，恍惚间，仿佛还能听见刀锋落在木板上的沙沙声——不紧不慢，像古元的一生。
回过神来，让人又想起古元在版画《骆驼赞》中写下的话：“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炎寒风旱，总是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
这几个字，是刻给骆驼的，也是刻给他自己的。
古元故居档案
地址：
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那洲华昌路口
建成年代：
1912年
建筑格局：
坐东南向西北，由主座和庭院组成，二进夹一天井，青砖灰瓦、砖木结构的平房，是典型的岭南古民居。
占地面积：
约300平方米
文物保护：
2012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指导专家：珠海市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罗玉芬、珠海市古元美术馆研究策划部主任庄丽
文/南方日报记者王韶江
图/南方日报记者关铭荣（署名图片除外）
部分素材来源于珠海传媒集团
编辑/明敏
责任编辑/赵思华
三审/常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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