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北京，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会谈桌上没有摆开军事地图，话题却很快从世界局势转到中国的前途。这个刚成立十余年的共和国，为什么会被一位英国名将视为可能影响国际格局的国家？
蒙哥马利并不是以普通游客身份来到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英军在北非作战，并在欧洲战场担任重要指挥职务。1958年从军界退下后，他开始考察世界局势，先后关注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
当时的国际环境相当紧张。美国和苏联各自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欧洲被分成东西两大阵营，朝鲜战争留下的阴影也没有完全消散。蒙哥马利认为，决定世界未来走向的地方，不只在欧洲，也在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亚洲。
他很想亲自看看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政府长期没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使蒙哥马利的访问一度受到限制。不过，他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望，又一直关注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因此访问中国的愿望并没有消失。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此后，中国军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这件事给西方军事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蒙哥马利关心的，正是中国军队如何完成组织、动员和作战，以及这个农业国为何能够在大国压力下站稳脚跟。
1960年，他终于来到中国，并受到毛泽东接见。两人的谈话涉及美苏关系，也谈到世界大战是否可能爆发。毛泽东的判断是，美苏双方都清楚核武器和现代战争的破坏力，不会轻易把矛盾推向全面战争。谁都想占上风，但谁也不敢保证能够承受战争的后果。
这段判断并不意味着国际局势会因此平静。恰恰相反，竞争会以同盟、援助、军备和地区冲突等形式继续展开。毛泽东注意到，美国已经在努力联合西欧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形成更广泛的战略体系。
谈到中国时，毛泽东的语气更像是在分析一件尚未完成的事业。他认为，中国当时还很贫穷，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也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但人口、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不可忽视。只要能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就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弱国位置。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到，中国未来可能面对两个重要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
蒙哥马利对此显然有疑问。美国是拥有巨大工业、金融和军事优势的超级大国，而日本虽然战败不久，却在美国扶植下迅速恢复。此时的中国，连基本工业建设都处在起步阶段，双方看起来相差甚远。
毛泽东的解释，重点不在当时的国力对比，而在发展趋势和战略关系。他大意是说，中国虽然暂时弱小，但中国人民受压迫、受贫困束缚的时代不能一直延续。一个拥有广阔国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一旦完成工业化，力量就会发生变化。
会谈中有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中国会发展起来的。”
这不是对眼前实力的夸大，而是对历史方向的判断。毛泽东清楚，中国要走的路很长，甚至可能要经历多次困难，但国家的潜力不能只用当年的钢产量、铁路里程和国民收入来衡量。
至于美国，毛泽东的分析带有鲜明的阵营判断。在冷战格局下，美国不会轻易接受一个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出现在亚洲。美国当时正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苏联身上，但要在亚洲展开牵制，就必须寻找可靠的支点。
日本因此被重新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
二战结束后，日本受到战争破坏，政治和经济制度也经历调整。随着东亚局势变化，美国逐渐改变了对日政策，转而扶持日本恢复经济、重建秩序。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后，日本重新进入西方阵营，1954年自卫队成立，日美安全关系进一步固定下来。
毛泽东认为，日本同中国有历史纠葛，又处在美国主导的亚洲体系之内，因此很可能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力量。这里面既有现实利益，也有战争记忆留下的影响。
蒙哥马利听完后，没有立即反驳。对他而言，这次谈话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也许不是中国当年的强弱，而是毛泽东把一个贫弱国家放进了几十年后的国际格局中加以观察。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公开恶化，国际局势更加复杂。美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随着越南战争、亚洲安全格局以及中美接触的变化不断调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那些早在会谈中被提出的战略问题，逐渐在现实外交中显露出更具体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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