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四川叙永一带，红军总部先遣工作团的干部罗芬兴，带着饥饿和疲惫走进了一座空村。村子刚经历过战事，百姓大多外出躲避，屋门紧闭，灶台冰冷。此时，队伍已经两天没有正常进食，许多战士连赶路都显得十分吃力。
罗芬兴此行不是去“取粮”，而是想设法买粮。红军长征途中，粮食补给极其困难，部队往往要依靠筹粮、购买和群众支援维持行军。可买粮也有规矩，不能因为老百姓不在家，就把粮食直接拿走。
他走进一户人家，在屋内找到一只粮坛。坛子已经空了，里面却放着一些钱，旁边还有一张纸条。纸条的大意是：红军路过此地，因两天未曾吃饭，吃用了家中的粮食；主人不在，无法当面交付，现按市价留下钱，并表示歉意。
纸条下方，还写着部队番号。
罗芬兴很快明白，这些粮食不是自己所在的队伍吃掉的，而是此前经过的另一支红军部队留下的。那支部队没有把百姓的粮食视为无主之物，吃了多少，便留下多少钱，还特意写下说明。
屋里还有一只粮缸。打开之后，里面确实剩着一些粮食。对于已经饿了两天的红军战士来说，这本应是一个难得的发现。然而，粮缸旁同样放着钱，也同样压着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写得更简单，却让罗芬兴起了退意。上面说明，粮缸里的粮食已经被红军吃用过一部分，剩下的不能再动，要留给主人回来之后维持生活。落款仍是一支部队的番号。
一边是饥饿的队伍，一边是尚未归家的百姓。
这个取舍并不轻松。长征途中，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粮食尤其宝贵。可在红军的筹粮纪律中，群众家中剩下的口粮，不能因为部队急需就全部拿走。留下的钱，是对物质的补偿；留下的纸条，则是对百姓的交代。
罗芬兴看完纸条，没有再动粮缸里的粮食，转身离开了这户人家。他随后又查看了村中其他住户，结果几乎家家如此：有的粮食已经被先行部队买走，钱和字条留在原处；有的还剩少量口粮，也被明确标注不能再取。
这趟筹粮最终没有结果。
对当时的红军来说，空手返回意味着战士们还要继续忍饥挨饿。可罗芬兴晚年回忆这件事时，关注的并不只是“没有买到粮食”，而是不同部队在极端困难中依然遵守了同一条原则：不能因自己处境艰难，就把百姓的活路一并拿走。
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红军留下的钱，并不一定能够立刻弥补老百姓的损失。战乱之中，物价波动，村民也可能暂时找不到购买粮食的地方。但部队仍然要留下钱，要写明缘由。它至少说明，红军把群众家中的粮食看作需要付费取得的物资，而不是可以随意支配的战利品。
纸条的作用也不只是道歉。
它标明了哪支部队来过，吃用了多少，剩下的粮食为什么不能再取。万一主人返回，便能知道家中发生过什么；后来部队再来，也能据此判断哪些粮食已经被动用，哪些必须保留。看似几行字，实际是在没有完整后勤记录的环境下，维持部队纪律和群众利益的一种办法。
罗芬兴后来改名罗通。1939年，他在率部开展抗日斗争时使用这一名字，取“罗通扫北”之意。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一团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江汉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副政治委员。
1955年，罗通被授予少将军衔。那两张留在粮坛和粮缸旁的纸条，他一直记得，并多次向部队年轻干部讲起。2005年9月1日，罗通在武汉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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