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河北任丘一带，日军连续制造惨案，原本家境殷实的高士一没有躲进深宅大院，而是把家里的粮食、钱财和枪械拿出来，组织队伍抵抗。这位后来担任八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的人，早年在乡间还有一个称呼：高四爷。
高士一的出身，放在当时并不普通。高家拥有数千亩土地，在地方上有产业、有声望，也有足够的条件让子弟过一辈子安稳日子。分家之后，高士一手中的家产，足以供他衣食无忧。
他偏偏不愿做只会享福的少爷。
种地、放羊、驯马、打铁，这些活他都亲自干。乡亲家里遇到急事，缺钱周转或生活实在过不去，找到高士一，往往不会空手离开。地方百姓称他“高四爷”，并不只是因为排行，更因为他在乡间有担当、有信誉。
有意思的是，高士一最初并不是职业军人。他的儿子高万德较早拉起抗日队伍，队伍的粮食和经费，多半由高家暗中支持。高士一心里清楚，却没有阻拦，甚至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对一个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家庭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开支，而是实实在在的家业损失。
真正促使他亲自走上抗日道路的，是日军在冀中制造的大规模屠杀。一个个村庄被烧毁，百姓流离失所，原本还能维持的乡绅生活也被彻底打破。高士一明白，日军占领之下，所谓家产和体面都保不住，只有抵抗才有活路。
他曾对乡亲们说：“不反抗，就是等着做亡国奴。愿意跟着我的，就和日本人拼到底。”
随后，高士一组织河北人民自卫军，担任总指挥，并与共产党方面的干部合作。队伍的经费，主要由高家承担。那时的冀中平原并不适合建立稳固防线，部队常常要在村庄、苇塘和交通要道之间转移，粮食、情报和兵员都十分紧张。
家里的意见也因此分裂。
大哥高士坦支持抗日，二哥态度较为中立，三哥高士芬却担心家族受到牵连。他曾提醒高士一，和八路军走得太近，万一家里遭到报复，整个高家都要受累。
高士一的回答很直接：“家已经分了，我做的事自己承担。国都快没了，难道还坐在家里看着？”
这不是一句空话。1939年1月2日，日军进攻高家场。自卫军因提前得到情报而转移，日军没有抓到高士一，便将他的亲属作为人质，企图逼他投降。据有关回忆材料记载，日军杀害了他的侄子，试图用这种方式瓦解高家抗日的决心。
高士坦没有退缩。他表示，自己还有几个儿子，愿意让他们参加抗日，战死也比做亡国奴强。一个家族能够在生死关头作出这样的选择，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对敌我关系的清醒判断。
高士一的部队在冀中坚持作战，也引起了各方面注意。阎锡山方面曾试图拉拢，国民党方面也希望他同共产党保持距离。高士一没有接受这些安排。他认为，抗日不能只看个人安危，更不能把队伍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
他有两件事始终没有改变：一是坚持抗日，二是愿意同共产党合作。
1939年春，贺龙率领的八路军第120师进入冀中地区。经过整编，高士一所部与八路军相关部队合编为第120师独立第一旅，高士一出任旅长，王尚荣任副旅长。一个出身大地主家庭、此前主要依靠地方力量抗战的人，进入了八路军的正规编制。
这个任命本身就很有分量。
当时的八路军并不缺少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老干部，但高士一拥有地方号召力、抗日武装和丰富的乡村社会经验。更关键的是，他把个人家产拿出来支持抗战，又在日军威胁和政治拉拢面前没有改变立场。贺龙看重的，正是这种关键时刻扛得住的品格。
据有关回忆，贺龙曾对高士一说：“我很少服人，只服你。”
高士一听后十分激动，表示愿意一直跟着贺龙。贺龙却马上纠正：“要跟就跟共产党。”
这几句话，反映出两人的关系，也反映出八路军对统一政治方向的重视。贺龙欣赏高士一，却没有把这种欣赏变成私人依附。对高士一的使用，也不是简单地把他当作地方实力人物，而是让他在组织领导下发挥特长。
贺龙还特意嘱咐旅里的干部，不能因为高士一出身地主，就在工作中有意排斥，更不能让他名义上担任旅长，实际上被架空。军事指挥上，应当尊重旅长的职权；政治教育则要耐心进行，不能靠粗暴做法解决问题。
毛泽东也曾关心过高士一在部队中的处境。高士一率部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询问独立第一旅内部有没有人排斥他。高士一回答，干部战士把他当作老大哥，部队关系融洽。贺龙还将他的家属接到安全地区，这让他十分感激。
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一个地主家庭出了抗日将领，而在于战争年代对人的判断，不能只看出身标签。高士一有家产，这是事实；他放弃安稳生活、承担家族风险、组织武装抗日，同样是事实。两者并不矛盾，真正决定其历史位置的，是他在民族危亡面前作出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一仍曾因家庭出身受到质疑。周恩来得知后，据相关回忆材料曾为他辩护，指出评价干部不能只看祖上身份，还要看本人和家庭在革命中的实际表现。
1968年，高士一病逝，终年73岁。那个曾经拥有大量田产的“高四爷”，没有把家产留作个人安稳生活的保障，而是在冀中最艰难的岁月里，把它变成了抗日队伍的粮食、弹药和行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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