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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第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北塔时，洛丽塔·杰克逊（Lolita Jackson）正在南塔参加一场会议。
华盛顿邮报报道截图
她和摩根士丹利的同事们听到广播通知，要求他们乘电梯前往大堂，并在那里等待进一步指示，于是她和朋友汤姆·斯威夫特（Tom Swift）一起朝电梯走去。但随后，斯威夫特停了下来，说他想去给妻子打个电话。
“我说，‘我在楼下等你。’然后我离开了他，坐上了那部电梯。”她说。
她和大多数同事最终成功逃了出来，但斯威夫特没有。他成为当天近3000名遇难者中的一员。直到今天，这件事仍然萦绕在杰克逊心头，当时在场的其他朋友也始终无法摆脱这段记忆。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在‘9·11’那天死了，而我却活了下来。”同样曾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道格·布朗（Doug Brown）说，“这一切实在太随机了。”
“9·11”事件之后，布朗、杰克逊以及他们朋友圈中的另外几个人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杰克逊离开金融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同时也开始全身心投入工作之外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爵士乐演唱。
布朗开始参加志愿服务，辅导小学生阅读。他发现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于是在几年后彻底离开金融业，开始为扫盲教育非营利组织工作。
他们的另一位同事南希·卡罗尔·肯尼迪（Nancy Karole Kennedy）则进入美国红十字会工作，之后又将自己的时间投入癌症治疗和研究的筹款工作。
杰克逊说，整个团队都因斯威夫特的离世受到巨大冲击，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一直非常亲近。
“就像一家人一样。”杰克逊说，“我们一起出了很多次差，也一起熬过很多个深夜。”
她说，她和朋友们的生活根基仿佛都被撼动了，这也让她开始深入思考自己在华尔街工作的意义。
“人们开始意识到，在这些公司工作，赚到我原本可以赚到的那些钱，但也许人生并不只有这些。”她说，“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亲眼面对自己非常熟悉的人离世的人来说，这已经足以让一个人彻底受到震动。”
“我变成了一个比以前更善良的人”
当时39岁的肯尼迪是摩根士丹利的一名经理。她从实习生做起，一步步晋升到了这个职位。
“我觉得，作为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女性，我当时觉得自己必须表现得强硬。”肯尼迪说，“‘9·11’之后，我已经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应该表现得强硬了。”
肯尼迪并没有立刻离开金融业，部分原因是她觉得自己的团队在情感上需要她。她说，“9·11”之后，她再也没有统计过任何人的病假天数。
“我参加了有关如何应对创伤后应激的会议，也阅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员工。”肯尼迪说。
她团队中的许多人当时只有20多岁或30岁出头，肯尼迪觉得自己对他们负有责任。
“我们都睡不着觉。”肯尼迪说，“失去汤姆太痛苦了。而且我们还失去了安保主管里克·雷斯科拉（Rick Rescorla），真正制定了那些最终救下我们的安全政策的人就是他。”
雷斯科拉在重新返回大楼寻找可能仍被困在里面的人时遇难。
和布朗一样，肯尼迪也一直受到幸存者内疚感的折磨，而且她始终无法停止回想自己撤离大楼后看到的一幕。
“美国红十字会就在那里。”肯尼迪说，“我知道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帮助别人。”
“9·11”事件大约一年后，肯尼迪成为该组织的一名灾难响应志愿者，在发生火灾、洪水和飓风之后赶赴现场，帮助搭建临时避难所。
“我当时拼了命地以最快速度逃出那栋楼。一路上，我不断与往楼上冲的消防员擦肩而过。直到现在，这件事仍然困扰着我。”肯尼迪谈到“9·11”当天的世贸中心南塔时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往里面跑的人，而不是那个往外跑的人。”
后来，肯尼迪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全职员工，之后又进入哈肯萨克梅里迪安健康中心（Hackensack Meridian Health）的癌症中心工作，目前担任发展总监。多年来，她亲眼看到“9·11”幸存者和第一响应人员因为暴露于袭击产生的废墟粉尘和有毒物质中而陆续患病。
“我变成了一个比以前更善良的人。”肯尼迪说，“这让我变得更有同理心。”
肯尼迪一直与当年在世界贸易中心共事的人保持联系，其中包括布朗和杰克逊。今年10月，她将在自己家中举办一次聚会，与他们相聚。
寻找意义
许多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PTSD。但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发现，从可怕经历中幸存下来的人，同样可能经历“创伤后成长”。
“长期以来，我们在心理健康领域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心理障碍的症状上，却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心理学家、博尔德克雷斯特创伤后成长研究所（Boulder Crest Institute for Posttraumatic Growth）执行主任理查德·泰德斯基（Richard Tedeschi）说。
泰德斯基说，许多幸存者会同时经历应激障碍和成长，因为创伤性事件可能会击碎一个人的核心信念，其中就包括“这个世界是安全的”这一观念。而重新建立一套信念体系的过程可能非常痛苦。
“在经历逆境和创伤后的最初阶段，很多人都会表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成长。”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研究创伤后成长的埃兰达·贾亚维克雷梅（Eranda Jayawickreme）说，“所以，当坏事发生时，相信自己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会让你对这件事产生更多的掌控感，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只是宇宙中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贾亚维克雷梅说，这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创伤，并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到意义。
袭击发生后，杰克逊一直难以摆脱这样一个事实：那一天，她原本可能会死在自己的工作场所。
“我意识到，虽然我喜欢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但我并没有热爱它到愿意为它付出生命的程度。”杰克逊说，“所以我觉得，也许是时候离开了，去寻找一些别的东西。”
她此前存下了一些钱，足以让自己暂时不用工作，于是她全身心投入志愿服务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其中包括在多个爵士乐队中演唱。
最终，她进入纽约市长办公室工作。在飓风桑迪过后，她负责公共事务，并协助培训那些前往社区工作的市政府雇员，因为当地许多人失去了亲人和家园。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直接影响了我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杰克逊说，“我当时说，‘这些人真的正在经历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我知道应该敏感地体察他们的处境。”
泰德斯基说，在经历创伤之后，经常能够帮助人们走出来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帮助他人的方式。
“当他们经历了一些看起来极其可怕、似乎根本无法承受的事情时，那并不是故事的终点。”泰德斯基说，“有时候，这个故事看起来确实非常灰暗，但我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人们可以找到一条穿越这一切的道路，而这条路最终会通向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想，这正是我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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