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河南九里山钢铁厂车间里，女工晋菊清在一阵闲谈中突然听见了一个名字。那天她原本盘算着下班后和周荣庆一起吃饭，工友却问她：“听说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侄子，这事是真的吗？”
晋菊清当场愣住。她只知道周荣庆从北京来，曾做过干部，后来和大家一起进了炼钢车间。至于他的家庭，她从没细问过，更没想到两人之间还隔着这样的身份。
她请了假，直接找到周荣庆。见女友突然出现在面前，周荣庆以为出了急事，连忙问：“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晋菊清没有绕弯子：“你是不是周总理的侄子？”
这句话问出口，周荣庆沉默了片刻。他并非有意欺瞒，只是从到厂那天起，就没把这层关系挂在嘴边。周恩来曾反复要求亲属，不能靠关系谋取特殊待遇，工作要靠自己，生活也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周荣庆向她解释，自己住集体宿舍，吃工厂食堂，来到河南也是响应干部下基层的安排。他原本在北京有一份工作，后来到基层锻炼，先在医院担任过干部，又被调到河南从事文化工作。进入钢铁厂后，他没有要求特殊照顾，和普通工人一样从头学起。
晋菊清听完，脸色却更加不安。她低声说：“我理解你，可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还是分开吧。”
周荣庆急了：“我是周荣庆，不是一个只能靠家里的名字活着的人。”
可晋菊清仍然摇头：“周总理是你的大伯，我怎么敢高攀？”
这份退缩，并不是矫情。晋菊清出身农村，年幼时跟着父母下地干活。1958年，九里山成立“三八炼钢炉”，专门吸收女工和女学徒。对许多农村姑娘来说，进工厂不仅意味着有了工作，也意味着第一次真正走出村庄，凭劳动改变命运。
晋菊清报名后被录取。她个子高挑，干活麻利，学习炼钢技术也快。车间里的活又脏又累，火星四溅，女工并没有因此退缩。她还提出过改进操作的方法，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后来被评为劳动模范。
工友给她起了个“炉花”的称呼。这个称呼不只因为她相貌出众，更因为她在炉火旁站得住、干得好。周荣庆初到工厂时，也听说过这位女工。真正接触后，他看中的不是传闻里的漂亮，而是她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两人熟悉起来，常在饭后聊天，有时一起看电影。周荣庆还邀请工友到家中吃饭，母亲王兰芳也借这个机会见了晋菊清。那顿饭并不奢华，家具简单，饭菜也是大家一起张罗，却让晋菊清感到踏实。
王兰芳早已听儿子谈起这个姑娘，见面后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她没有追问晋菊清的家庭条件，反而劝她别把门第看得太重。厂领导得知两人的顾虑后，也对晋菊清说：“你有本事，凭什么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真正让晋菊清改变想法的，是她后来逐渐明白，周荣庆从未把自己当成“总理侄子”。他在车间里挨过累，学过技术，也接受过普通工人的批评。身份没有替他完成任何一道工序，更没有替他赢得晋菊清的信任。
周荣庆的身世，也有一段并不轻松的经历。他的父亲周恩溥，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溥早年曾遭敌人拘押，受尽折磨，却没有泄露有关信息，出狱后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不久去世。王兰芳独自抚养儿子，做过保姆，也干过各种苦活。
周荣庆年轻时还曾被军阀抓去当兵，后来设法脱身，参加了解放军。全国解放后，他才与母亲重新团聚。周恩来一直惦记着弟妹一家的生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但这并没有成为周荣庆向外炫耀的资本。
1959年，晋菊清和周荣庆结婚。婚礼办得热闹，却没有铺张排场。周恩来得知后，寄来新婚礼物并表示祝贺。对这对新人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亲属关系带来的光环，而是两个人已经在工厂的炉火和日常生活里，确认了彼此能否共同承担日子。
婚后，两人继续过着朴素生活，养育了三个孩子。周恩来为孩子取名志勇、志红、志军，寄托的是对后辈品格的期望。周荣庆长期劳作，身体逐渐出现问题。到了晚年，他曾嘱咐家人，身后事不要大操大办，也不要惊动年事已高、身体不佳的邓颖超。
周荣庆去世后，晋菊清没有依靠特殊身份安排生活。她晚年曾在朋友帮助下做看车工作，每月收入不高，日子过得清简。车间里那个曾站在炼钢炉旁的姑娘，后来仍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少谈来历，多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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