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上海北外滩扬子江码头，我这个刚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学员，第一次真正踏上了军舰。此前虽穿着海军服，却一直是个“旱鸭子”。这次被分到后勤辅助船大队，登上“海油405”——“微山湖”号，才算开始过水兵的日子。
船上的生活，和岸上想象得完全不同。军舰空间有限，作战设备和航行设施占据了大半位置，舰员住处只能往狭窄处安排。十几平方米的舱室住着八个人，床铺是三层铁架，木板直接搭在上面。
我身高一米八五，被安排在最下面一层。上铺靠近舷窗，能见光，也有些空气；下铺却低矮闷热，每天都要弯着腰钻进去。夏季没有空调，墙上的小电扇转个不停，热气却散不出去。我实在受不了，偶尔便拿着铺盖到甲板上打地铺。
吃饭也很简单。船上没有专门餐厅，炊事班把饭菜端到甲板，大家排队领取。一只碗，一个分成三格的铁盘，就是全部餐具。冬天风大，只能回住舱围着长桌吃饭；不吃饭时，那张桌子还要兼作乒乓球台。
洗澡更费事。夏天，有人就在洗脸间冲洗，或者穿着短裤到甲板上解决；冬天则要下船，排队去军营外的澡堂。洗完再集体返回，谁也不能因为个人方便耽误归队。星期天可以按规定请假外出，平日离船必须请示。
真正磨炼人的，是轮机舱。那时的设备远没有后来精密，转速表、温度计都是指针式，操作杆也靠人工控制。每隔十五分钟，轮机兵就要记下油温、水温和转速。数字稍有异常，便得立即查找原因。
轮机舱像军舰的心脏，却也是最闷、最吵的地方。战斗警报一响，轮机兵往往最先进入紧张状态。军舰靠岸后，别人可以休息，轮机班却未必能离开岗位。没有岸电时，副机必须连续发电，人员只能轮流值守。
有一次冬天，船从长江口驶往连云港送油，途中遭遇顶风顶水。风浪最急时，主机海水泵突然发生故障，船只失去动力，在海面上随着浪头来回摇摆。轮机长带人抢修，大家被颠得站立不稳，连连呕吐。
机舱里臭气和油味混在一起，两个水桶很快装满。只有渔民出身的政委还撑得住，他脱下外衣，直接进来帮忙。有人劝他：“政委，您到外面歇着吧。”他只回了一句：“机器不停，谁也不能歇。”一个小时后，故障终于排除。
1971年夏，最难忘的一幕发生在南下送油返航途中。船接到台风预警后，奉命驶入象山港避风。偏偏船上淡水所剩不多，船长下令严格控制用水，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杯，洗脸刷牙都得精打细算。
随后，船长又宣布全船官兵剃光头，暂停洗澡洗头。那是我一生第二次剃光头。理发推子贴着头皮走过，头发很快落了一地。有人开玩笑说：“这下省水了，连洗发水都用不上。”笑归笑，大家都明白，这不是理发问题，而是为了把每一滴淡水留给更要紧的地方。
“微山湖”号驶入象山浦深处，在十号水鼓附近系泊，开始准备抗台。舷窗和水密门全部关闭，甲板上的物品逐件固定。副长曾介绍，附近海域与旧时舟山一带的海上交通有关，但此刻没人有心思谈往事，所有注意力都在风浪和缆绳上。
第二天，系水鼓的两根钢缆出现异常，一会儿绷紧，一会儿松弛，单根缆绳随时可能断裂。副长只得安排两名班长下水调整。风雨中的水面不断翻涌，他们腰间系着安全绳，顶着浪头向水鼓靠近。
船上的人紧紧拽住绳索，眼看着两名班长一次次被浪推开，又咬牙游回去。任务完成时，两人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没有力气返回。大家合力把他们拖上船，只见身上青紫交错，几处伤口还在流血。
这次抗台有惊无险，但同批学员杨玉焕的经历更加凶险。后来，他所在的“东运201”在长江口被“战斗号”货轮撞沉。那是寒冷的二月，十几名官兵围着救生筏在江水中坚持了四十五分钟。杨玉焕把木板让给水性较差的战友，最终获立三等功。
那十六个月，让我明白海军技术岗位并不只是面对仪表和机器，也要在风浪、噪声、酷热与危险中守住职责。离开“微山湖”后，我先后担任技术员、助理员、副厂长和监修室主任。1989年转业到上海一家外经集团公司，2005年退休。至于那颗为省淡水而剃掉的光头，成了军旅档案之外，最容易被记住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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