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下旬，北京，陈沂和妻子马楠来到罗荣桓家中。两人进了院子，却没有立刻上楼。林月琴迎出来，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只说了一句：“你们上去吧，他在等着你们。”
陈沂此时正处在人生低谷。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后，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原本主持的部队文化工作也受到牵连。对于一位长期在军队宣传、新闻和文艺战线上工作的将领来说，这个打击并不只是职务变化，更意味着政治身份和生活轨迹同时被改写。
罗荣桓见到他们，没有摆出严肃的谈话姿态，仍像过去一样招呼道：“你们有什么问题，坐下来谈！”马楠一见到老首长便哭了起来，罗荣桓劝道：“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这句话听起来平实，却是当时极难得的安慰。罗荣桓当然清楚，陈沂的问题不是几句劝说就能立即解决的。他曾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认为陈沂虽然有缺点，但主持全军文化工作成绩很大，不应轻率地作出政治结论。
罗荣桓还反复强调，划分右派必须慎重，不能因为说过一两句错话，或对某项工作提出意见，就给人戴上帽子。他认为，真正的右派应当有完整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思想体系，不能把正常批评和政治对立混为一谈。
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意见并没有立刻改变陈沂的处境。陈沂后来被安排到黑龙江一处马场监督劳动，生活费一度只有每月28元。消息传到罗荣桓那里，他眉头一皱，说道：“不像话，他是有功劳的呀！”
这句斥责背后，是对老部下经历和贡献的清楚了解。陈沂并不是临时转入文化岗位的干部，他在战争年代便长期从事军队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熟悉部队，也懂得如何把政治要求转化为官兵听得懂、愿意接受的宣传形式。
1949年海南岛解放后，陈沂回到武汉，准备进京参加参谋长会议。临行前，他专门去看望罗荣桓。那时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已经开始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由战争型向建设型转变的问题。
罗荣桓希望陈沂到检察系统工作，陈沂却更愿意留在部队。罗荣桓没有勉强，转而提出总政治部宣传、文化等岗位供他选择。后来，陈沂接受了文化部长的任命。罗荣桓还明确提出，文化部的班子不能只依靠少数熟人，应从各个野战军抽调干部，形成能够代表全军的工作力量。
文化部成立不久，便承担筹办解放军战绩展览的任务。人员少，资料散，时间紧，难度可想而知。陈沂没有把困难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发动各大军区分别搜集战绩材料，又调集美术、写作和摄影人员，整理图片、实物与文字说明。
经过连续数十个昼夜的准备，展览在故宫太和殿两侧布置完成。枪炮、图表、照片和文字材料集中呈现人民军队的战斗历程。朱德主持开幕，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前来参观。这不仅是一场展览，也让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形象以具体史料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陈沂抓文化工作，并不满足于办几次活动。抗美援朝期间，他三次参加赴朝慰问团，担任副总团长，深入防空壕、前沿阵地和后方医院，了解志愿军的战斗与生活，再把这些一线见闻带回国内。全军战斗英雄大会筹备时，他又组织作家、画家和音乐工作者采访英模，把英雄事迹转化为报告文学、绘画、歌曲等作品。
1955年授衔时，陈沂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当时军队文化工作者中少有的将军，人们称他为“文化将军”。这个称呼既是肯定，也说明他的工作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军队文化不是装饰，而是凝聚部队、教育官兵、联系群众的重要力量。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文艺界出现活跃局面。陈沂对一些作品和批评现象有自己的判断，也曾担心文章发表的时机可能造成误解。他没有简单站队，而是试图在部队文艺与地方文艺之间减少隔阂。正因为长期处在这种复杂位置，他在1957年的政治风波中受到波及。
生活待遇后来有所改善，但陈沂的身体已经明显变差。1963年，他住院治疗，罗荣桓也在病中托秘书带话给他：“说你反领导，有可能，但要看是什么领导。说你反党我不信。部队的文艺工作始终是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逝世。陈沂的问题没有立即结束，直到1979年才得到解决。多年以后，他谈到这位老首长时说，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罗荣桓给予的帮助和鼓励最多，临终前仍像父兄一样惦记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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