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前门大街,肖华在赴任途中经过一处小摊,卖货的人低着头招呼客人。人群熙攘,叫卖声此起彼伏,他却突然停住了脚步。那张脸虽然比记忆中苍老许多,肖华还是认了出来:潘特,黄骅遇害案中的重要涉案人员。

肖华没有当场声张,而是走到摊前,像普通顾客一样问了一句:“你还认得我吗?”对方抬头看了他一眼,脸色顿时变了。短暂的沉默后,潘特试图起身离开,却因双腿发软跌坐在地。

这场意外相逢,牵出的是7年前冀鲁边区的一桩血案。黄骅这个名字,后来被写进了河北一座城市的地名之中。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海县、青城县合并成立的新县,被改名为黄骅县,正是为了纪念这位牺牲的八路军将领。

黄骅原名黄金山,湖北黄安人,少年时期投身革命,参加过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后期,他已是久经战阵的干部。1943年,黄骅出任八路军冀鲁边区副司令员兼第115师第6旅副旅长,承担着整顿部队、组织对敌斗争和巩固根据地等任务。

冀鲁边区地处敌后,日伪军、国民党顽固势力与地方武装交错,部队内部的纪律和团结尤其重要。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当时的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出身旧军队,早年参加革命,也曾有过战斗经历,但后来逐渐滋长个人势力,排斥组织约束,企图把部队经营成听命于自己的小团体。

黄骅到任后,很快发现了这些苗头。他没有绕着走,而是依照组织原则提出批评。对邢仁甫而言,这些意见并非普通分歧,而像是对其权力的直接挑战。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组织上准备调他赴延安学习,并考虑由黄骅接替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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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由此激化。

邢仁甫认定黄骅在背后推动调动,开始暗中联络亲信,并同国民党方面建立关系。潘特、刘永生、陈二虎、邢朝兴、冯冠奎等人,后来都卷入这场阴谋。表面上,他们仍在军区工作;私下里,却已经商议如何除掉黄骅。

1943年6月,部队准备配合夏季攻势,黄骅决定召开一次军区会议。为了减少泄密风险,会议地点选在新海县大赵村一带。这个选择符合敌后工作的习惯,却也让前来行凶的人找到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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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傍晚,村中下着雨。几名穿蓑衣的人突然闯入会场,黄骅察觉异常,伸手去摸枪,但枪声已经响起。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陆成道、政治部锄奸科长陈云彪、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第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等人,共7名干部。

消息传到上级后,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立即要求彻查。案件初期,邢仁甫没有留下完整的直接证据,但他的异常举动很快暴露出来。黄骅遇害后不久,他便秘密离开冀鲁边区,投奔国民党,事实上的叛变已经无法掩饰。

此后,参与者各自逃亡。冯冠奎叛离部队后投靠日伪人员张海青,原以为找到了靠山,却在一次所谓的接风宴上被毒杀。陈二虎、邢朝兴投奔顽军张子良,进入城门后遭到枪击。刘永生逃往广西,后来被捕并押回边区接受审判。

邢仁甫的结局也没有改变。1949年天津解放后,他被人民解放军捕获,经过审判后执行枪决。至于潘特,他没有逃往远方,而是藏进了北京街头,靠摆摊谋生。也正因为身份低微、行迹普通,他一度躲过了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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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肖华没有忘记他。

黄骅遇害时,肖华是山东军区领导成员之一,对案件及相关人员掌握得很深。1950年调往北京后,他在前门大街偶然看见潘特,立即意识到这个小贩并非陌生人。那次没有激烈冲突,也没有当街审讯,潘特很快被控制并押解归案,随后依法受到惩处。

黄骅等人的遗体,因敌后斗争环境险恶,牺牲后并未举行大规模安葬仪式,组织上将他们安葬在马骝山及附近村庄。1952年,黄骅遗骨迁入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那块墓地安放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遗骸,也保存着冀鲁边区那段隐蔽而惨烈的斗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