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日，方增先先生在上海离世，终年88岁。就在离开的几天前，他还在病床上过完生日。
这位从浙江兰溪农村走出来的画家，一辈子就守着一件事：拿毛笔画中国人，画那些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普通人。很多看过他作品的人都说，方增先的画越看越有味道，百看不厌。但到底好看在哪？绝不单单是笔墨技法高超。
1955年，25岁的方增先凭借《粒粒皆辛苦》一炮而红。
那时候他刚从敦煌临摹归来，路上途经北方麦收后的田野，看见孩童蹲在地里捡拾麦穗。这一幕触动了他，想起老家的习俗，粮食半点都不能浪费。
于是便有了这幅传世名作：老农弯腰，小心翼翼拾起地上散落的麦穗，没有宏大场面，没有刻意煽情，只有庄稼人刻在骨子里对粮食的珍惜。这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也成了新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标杆。
在技法上，他走出了一条新路。不照搬西方素描的明暗块面，从敦煌壁画里吃透线条的力量，弱化光影，着重刻画人体结构。这套“线性人体结构”教学体系，后来走进各大美术院校，解决了当年国画人物和素描教学脱节的难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画画的人。
说白了，就是让学国画的人不再对着石膏像死抠明暗，而是用线条去抓人的骨头和神态。
方增先曾说，人物画是“画”，不是“描”。参考照片没问题，但不能对着照片照抄描摹。这句话放到今天，依旧值得细细琢磨。
1964年创作的《说红书》，就是最好的例子。画面里说书人背对着观者，举着小镢头模仿故事里的情节。四周老老少少，神情各不相同，却全都听得入神。这张群像画，是那个年代新人物画的巅峰之作。为了画好它，方增先后前后改了六稿，耗时近两个月。杭州盛夏酷暑，他整日埋头推敲人物神态。
他自己坦言：“我本就是农民的孩子，心里那份悯农的情怀，一直萦绕在笔尖。”
翻看他的画作就能发现，他笔下的农民、牧童、乡间女子，都不是摆好姿势的模特。
尤其喜欢他的牧牛小品。小童靠着挂满红果的树枝打瞌睡，乡间少女斜倚在水牛背上，牛安静卧在一旁，人和动物相融，满是田园间松弛自然的烟火气。他画藏区牧民，画民俗仪式，人物的姿态、眼神、衣纹褶皱，全都扎根真实生活。
出身农家的他，太懂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他画画，不是刻意塑造完美好看的形象，而是画出普通人真实活着的模样。
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画家笔墨越画越简、越画越飘。方增先却是反过来，晚年画风越画越厚重沉郁。
80年代起，他尝试把山水画的积墨技法融入人物画。画面质感愈发厚重，人物形象也多了一层象征力量。有人评价，他在用山水积墨慢慢弱化线条。可在他看来，这是在不断探索水墨人物画更多可能性。
他谈及水墨创作：“水墨画讲究一气呵成，落笔时情绪要饱满，心神集中。但一气呵成不等于一笔画完，大幅复杂作品，哪怕耗时十几天，最终整幅画面的气韵，必须连贯相通。”
除了一幅幅画作，他留给后世的还有一本《怎样画水墨人物画》。这本书多次再版，累计数十万册，当年几乎是国画爱好者人手一本，深刻影响了国内水墨人物画教学。
吴山明评价，方增先的作品，是属于时代的艺术高峰，有独创性，有高度。许江一句话点透内核：方先生一辈子画农民，始终在为农民塑魂。
方增先自己却说，画家最大的价值，就是为时代、为人民留下能传世的作品。
他做到了。从《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再到晚年藏民系列，一支毛笔，留住了20世纪普通人鲜活的样貌。
画里捡麦穗的老农、围坐听书的乡亲、牛背上的少女、高原上的牧民，没有美化修饰，只是被画家认真注视、平等对待的生命。
这大概就是他的画百看不厌的根本原因。我们看的不只是笔墨功夫，更是一位画家，一辈子俯身看向普通人的那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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