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朱辉军｜基层创作得失谈之九：掌握创作理性的特殊优势|托尔斯泰|文学|朱辉军|科学|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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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基层创作得失谈之九：

掌握创作理性的特殊优势

北京｜朱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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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qk(2016)/程莫深

著名文学评论家朱辉军老师的系列讲座之九指出，“创作理性”有别于日常与科学理性，其特殊优势在于离不开形象、感情与语言。文章从五个维度展开论述：一是分析、比较和综合，通过具体人物态度提炼深刻结论；二是判断，对事物做出准确深刻的认知；三是推演，依靠想象联想揭示本质，而非逻辑推理；四是见识，以高深长远的想法提升作品主题；五是日常理性和科学理性的渗入，强调创作不可违背生活常识，特定题材需借助科学理性，但须避免生硬说教。文章总结认为，基层作者虽不必苛求学术理性，但必须具备日常理性并掌握创作理性，方能使作品既生动形象，又兼具思想内涵。

“创作理性”，指的是什么？这是天才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提出来的。他说：“当讲到莎士比亚的时候，如果欣赏他以无比的精确和逼真表现一切的本领，而不惊奇于创作理性所赋予他的幻想形象的价值和意义，那将是很奇怪的。”

历来的说法是，感性认识一定要上升到理性认识。难道感性认识都是低级的，都要被剥离么？别林斯基提出这个命题后，说明也不一定。事实上，确实存在不舍弃感性的理性，这就是文学及艺术的理性。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和科技语言做出了明确区别。我受其启发，认为：理性其实也有日常理性、科学理性和创作理性的区别。这些理性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

文学及艺术一定需要理性吗？一些反理性的作家艺术家是坚决否认的。然而，正常人的大脑都有左右之分，两者各有分工，或侧重感性，或侧重理性，但又精诚合作。总不能说文艺家都不是正常人吧？即使是那些极端的反理性人士，其实一点都不缺理性。

那么，创作理性究竟有什么特殊呢？在我看来，主要在于三个“离不开”：离不开形象，离不开感情，离不开语言。一个数学家，用公式推导就可以，完全可以不用形象、投入感情，甚至运用语言；作家要是拿“公式”或符号来演绎，那就会彻底味同嚼蜡。曾经有过 “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令人十分反感直至厌弃。因此，作家务必要掌握创作理性的主要因素和特殊优势，并恰当地运用于创作中。

一、分析、比较和综合。

对那些我们要描绘的人、叙述的事，作家首先要有基本的分析，常常还要进行比较，然后才能综合成文学的“文本”。

大家熟知的《邹忌讽君王纳谏》，很能说明问题。一件事：“孰美”；四个人：邹忌及妻、妾、友（徐公、齐威王除外），对同一件事，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邹忌就分析比较了：“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最后引申出结论：“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注意：这里都是具体人的具体态度，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让邹忌这么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齐威王马上改弦更张，广开言路，使齐国成为威震四方的强国。

此文值得反复推敲。所写对象邹忌的言行和心理，宛若就在我们眼前；而往深里想，这里还有作者的分析、比较和综合呢！

二、判断。

对一件事做出准确而深刻的判断，都称得上高智商的人士。曹刿就是这样的人士。

《曹刿论战》中记载：“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显然，曹刿果然高于许多“肉食者”。

中外都有不少寓言，其中大多都是从具体事例中引出哲理，所以让妇孺皆明晓，并且令他们信服。当今作家应该从中吸取宝贵经验。

三、推演。

文艺创作决不能推理、推论，而主要是想象和联想，我称之为“推演”。浮想联翩、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些才是文艺家的重要看家本领。

曹刿的判断，是当下的。但许多问题，是要经过推演才能得出结论。《谏逐客书》就是一篇范例。

李斯开篇就提出“逐客为过”的论点，并列举秦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秦主，重用客卿如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人实现国富民强的史实，证明了客卿对秦国发展的重要贡献；然后以当今秦王的喜爱作类比，他喜爱的珠玉、骏马、宝剑、乐舞等，均非秦地所产，却都被完全接纳。李斯于是指出：“逐客”是重物轻人；其后果就是损耗自身实力、资助敌国壮大，导致秦国陷入危局。李斯以具体的人与物推演，不像后来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那样逻辑演绎，完全以具体事例来揭示事情的本质，让刚愎自用、多疑而独断的嬴政幡然醒悟，居然收回了成命！

科学家的论说，也有三个方面：论点、论据、论证。文艺家的推演，与科学家的论述显然有很大区别。到论证环节，就让科学家与文艺家彻底分道扬镳。作家因此要充分认识创作理性的特殊性，既保持应有的理性能力和水平，又不至于与科学家混为一谈。否则，即使是正确的观点、合理的论证，直接搬到作品中，依然会落入“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对于创作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

四、见识。

作家的想法显然是有差别的。表达在作品中，就是“主题”高低深浅的差异。那些拥有高深、长远想法的，就是具有“远见卓识”者。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的真实描绘和真知灼见，远胜许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千言万语的论说，就是这个道理。

我国古代反省历史教训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我们这里来看对秦朝二世而亡的探讨。贾谊的《过秦论》，就远高于同时代同类题材的作品，如班固、刘向等之作。但杜牧的《阿房宫赋》一出来，水准又拔高了一大截，连后世苏洵、苏辙父子的同题《六国论》均显逊色。特别是杜牧从阿房宫这个具体物像入手，层层推演，最后得出结论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个结论至今令人深省。

五、日常理性和科学理性的渗入。

作家艺术家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所以要有日常理性，否则寸步难行；杰出的文艺家，常常同时具有科学理性。达芬奇、卢梭、托尔斯泰等，中国的司马迁、曹操、鲁迅等，都既擅长创作理性，也擅长科学理性。因此，不仅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文艺作品，也留下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学术著作。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日常理性、科学理性，对他们的创作有无影响，有多大的影响？

日常理性有直接影响。这里说一段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笔仗”。苏东坡有一天去拜访王安石，不遇。但见王安石书桌上有一咏菊诗，还只写了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看了，心想：这不胡说吗？“西风”就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而菊花敢与秋露鏖战，是能耐寒的。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大错特错？于是他诗兴大发，提笔续写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来以后，看到这两句诗，对于苏东坡这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哑然一笑。为了让事实教训一下苏东坡，他便把苏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住到重九，遇上连日大风。风息后，苏东坡邀请好友陈季常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叶，满地铺金。这令他目瞪口呆，不禁想起给王安石续诗的事来，恍然悔悟到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就是缺乏生活常识，也即日常理性。后来苏东坡吃一堑长一智，在游石钟山时就特别注重亲自考察了。

科学理性呢？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创作都是间接影响，但涉及特殊领域如推理、刑侦、科幻甚至历史题材等，科学理性也会深度介入其中。如果阿加莎• 克里斯蒂、儒勒•凡尔纳、森村诚一等，不具备相关领域的科技知识，不依照主人公的推论去展开故事情节，那就不可能有《东方列车谋杀案》、《海底两万里》和《人的证明》等名作。

当然，对此也要有一定限度。像托尔斯泰等在小说中像写论文一样发表道德议论，对其艺术的完整性是很有损害的。这也是创作的大忌，其中的教训需要作家们牢牢记取。

一般情况下，对于基层作者不必要求有学术理性。但日常理性必须具备，同时要努力掌握创作理性。如此，我们的创作才能既生动形象，又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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