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盆地是全中国最热的地方。夏天地表温度能蹿到七十多度，火焰山的赤色砂岩在日光下像真着了火。从乌鲁木齐往东开两百来公里，过了达坂城，热浪一层一层地压过来，空气都发虚。就在火焰山脚、高昌故城旁边，有一片看上去不起眼的戈壁滩，地表散落着碎陶片和干枯的骆驼刺。往下挖两三米，是一层叠一层的墓葬。
这片墓地叫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阿斯塔那"是维吾尔语，意思是"首府"，因为离高昌故城近。从1959年开始，新疆博物馆和考古所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墓葬数百座，年代从晋代一直到唐代，大约是公元3世纪到8世纪。这五百年，恰好覆盖了高昌国从兴到亡的全过程。
这地方出土的东西太特殊了。绢上画的伏羲女娲、木箱里塞的户籍账簿、糊棺材用的废纸文书、保存完整的干尸——每一样单独拎出来都够写一篇论文。但放在一起看，它们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一批汉族移民在西域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活着的时候种地做买卖，死了以后按中原的老规矩下葬。
你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的考古遗址。中原的大墓，金银玉器多，但纸和绢留不下来；西北的戈壁滩干燥，但古代人居少，没东西可留。阿斯塔那恰好两头都占了——既有密集的人群长期居住，又有极端干燥的埋藏环境。结果就是，别的地方只有陶片和铜钱的地方，这里给你留了饺子、留了信、留了糊鞋底的借条。考古学上管这种地方叫"信息富矿"，一点不夸张。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火焰山脚下、高昌故城旁的戈壁滩上
火焰山下，高昌城旁
高昌故城在吐鲁番市东南约四十公里。城墙早就塌了，但从残存的夯土还能看出当年规模不小。汉代这里叫"高昌壁"，是戊己校尉的驻地，屯田驻军的地盘。后来前凉张骏在此设高昌郡，此后几百年，这个绿洲小城一直是中原势力在西域的桥头堡。谁占了高昌，谁就扼住了丝绸之路北道的咽喉。
阿斯塔那墓地在高昌故城西北约两公里。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适合挖墓穴。吐鲁番盆地的年降雨量不到二十毫米，蒸发量却超过三千毫米。这种极端干燥的环境，让地下水根本存不住，墓室里几乎没有任何水分。木头不烂，纸不碎，连尸体都能自然脱水变成干尸。
1959年第一次发掘是新疆博物馆组织的。此后1963至1965年，新疆考古所又进行了大规模清理。前后发掘的墓葬超过四百座，分属晋代、麴氏高昌和唐西州三个时期。墓葬形制多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和中原地区的墓葬形制几乎一模一样。墓室里放木棺，棺前设祭台，随葬俑、衣物、食物——全套中原丧葬礼仪搬到了西域。
这片墓地的使用时间跨度很长。一个家族几代人葬在同一处，前面的墓还没塌，后面的墓就挨着挖。有些墓道互相叠压，晚期的墓打破了早期的墓室。这恰恰说明，这里不是临时安置点，而是高昌居民世代使用的公共墓地。他们认定了这块地方，死了也要回来。
高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命运。它卡在天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一块绿洲上，北面是草原游牧势力的地盘，南面是塔里木盆地的一系列城邦。从中原走丝绸之路到西域，高昌是第一站。从西域回中原，高昌是最后一站。不管谁当政，都得把这块地盘经营好——它的过境税和商道通行费，养活了一个国家。
干燥到拒绝腐烂
吐鲁番的干，不是北方冬天那种干，是能把一切水分从有机物里抽干的那种干。考古队员挖开墓室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常常像是昨天才放进去的。绢画颜色没褪，文书上的墨迹能看清，食物摆在那里——饺子、饼、干果——形态完好。
干尸是这里最出名的发现之一。和埃及木乃伊不同，阿斯塔那的干尸没经过任何人工防腐处理，完全靠自然环境脱水。墓室密封后，干燥的沙土把尸体内部的水分吸干，皮肤干缩紧贴骨骼，面目还能辨认。有些干尸保存了完整的衣物、发型，连胃里的食物残渣都还在。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古人，最后的晚餐是什么，看得一清二楚。
有机物保存到这个程度，在全国考古遗址里极为罕见。中原地区的墓葬，哪怕是大墓，纸和绢也很难留下来。酸性的黄土腐蚀有机物，潮湿的气候让一切发霉腐烂。阿斯塔那反其道而行——越干越保，越热越存。火焰山脚下这片戈壁滩，天然就是一座干燥恒温的储藏室。
正因如此，大量在别处根本留不下来的东西，在这里留下来了。丝织品的经纬纹理、文书上的笔迹墨色、木俑的彩绘、纸糊的鞋和帽——这些脆弱的日常物件，在阿斯塔那成了考古材料的主角。它们提供的信息比金银器丰富得多，因为它们记的是日子怎么过，不是某一刻的家底有多厚。
举个具体的例子。考古学家从墓里取出的丝织品，花色有联珠纹、联珠动物纹、晕裥纹——这些纹样有的来自中原的织造传统，有的带着明显的波斯萨珊风格。联珠纹是粟特商人最爱的图案，沿着丝绸之路从撒马尔罕一路传过来。一块布上同时出现中原和波斯的纹样，说明高昌人在日常生活中和两头的文化都有接触。这些布不是特意保存的，就是死者穿的衣服、盖的被褥，裹着尸体一起埋了。干了一千多年的燥风，反而把它们定格在了下葬那天的样子。
绢上的伏羲女娲
阿斯塔那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是这批墓葬里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画在绢或麻布上，人首蛇身，男女交尾。男持规，女持矩，周围画日月星辰。这种图像在中原地区从汉代就有，画在墓室壁画和帛画上，是典型的中原丧葬文化符号。
阿斯塔那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人首蛇身交尾，中原神话在西域的传播
但它们出现在了西域，出现在吐鲁番的墓里。出土的伏羲女娲画不止一幅，至少有数十幅，年代从高昌国时期一直到唐西州。画面构图大同小异，画风有粗有精，说明这不是定制的孤例，高昌民间普遍这么用。普通人家也买得起、用得上。
伏羲女娲交尾图在中原代表创世神话，阴阳交合化生万物。把这种画钉在墓顶上，意思是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也有万物生长的秩序。高昌的汉族移民后裔把这套信仰原封不动带到了西域。他们可能已经好几代没回过中原，但下葬的时候仍然要按祖宗的规矩来。
有意思的是，部分伏羲女娲画的人物面部带着西域特征——深目高鼻，和中原传统的扁平圆脸不一样。画工可能是本地人，也可能是混了血的后裔，画的是自己眼中的人。中原的神话框架，西域的画工手法，揉到一块了。
这些画的用途也有讲究。多数伏羲女娲画是钉在墓顶上的，画面朝下，死者一睁眼就能看见。这和中原的用法一致——汉代洛阳的壁画墓、长沙的马王堆帛画，伏羲女娲都在头顶的位置。高昌人把这个方位也搬过来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墓室封门之前，家属把绢画展开，用木钉固定在墓顶的横梁上。画上的伏羲女娲俯视着棺材，和一千年前中原墓室里的画面别无二致。人在万里之外，规矩没变。
拿废纸糊棺材
阿斯塔那有个发现让考古学家又惊又喜：纸棺和纸鞋。吐鲁番缺木材，做棺材的木料贵。高昌人想了个办法——用纸糊。把废旧的文书、账本、经卷拆开，一层层糊在骨架上，糊成棺材的形状。死者穿的鞋也有纸糊的，纸帽、纸衣都有。这些纸制品在干燥的墓室里保存了下来，成了独一无二的考古发现。
真正让人惊喜的，是糊纸用的那些废纸。这些废纸本身就是文书——户籍、账簿、契约、书信、佛经、历日。高昌人拿它们当废纸用的时候，根本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些"垃圾"当宝贝挖出来。
高昌文书残片，从纸棺纸鞋上揭剥出来的废纸文书
纸棺上糊的纸层层叠叠，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揭剥，一层一层复原上面的文字。有些纸棺糊了十几层文书，每揭一层就是一份文献。一具纸棺，同时是葬具和档案柜。这种"拆盲盒"式的考古体验，别的地方想都不敢想。
纸鞋也一样。鞋底鞋面糊的纸拆开就是契约或账目。有人活着的时候欠了债，写了借条，死了以后借条被撕了糊鞋。生前的经济往来，变成了死后的鞋底材料。这种事写进小说里都嫌巧，可它就真在阿斯塔那发生了。
考古学家揭纸棺的时候要极其小心。先用蒸气软化纸层的浆糊，再一层一层地揭。每揭一张纸，拍照、编号、记录出土位置，然后送去做文字释读。一张纸上可能只残留十几个字，但拼到别的残片上也许就能还原一份完整的文书。整个揭剥过程有时要花几个月，比绣花还慢。但这是值得的——从纸棺上揭出的文书，占了阿斯塔那出土文献相当大的比例。没有这些糊棺材的废纸，我们对高昌社会的了解要打一个大折扣。
文书里活着的高昌人
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是二十世纪吐鲁番学最重要的材料。唐长孺先生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收录了数以千计的文献残片。这些文书不是刻意保存的档案，而是作为废纸——糊棺材、做纸鞋、垫随葬品——意外留存下来的。正因为是废纸，它们记的是真实过日子产生的垃圾，不是官方想让人看的东西。
户籍是最基础的一类。谁家几口人、多少亩地、交多少税，白纸黑字记着。高昌国的户籍格式和中原差不多，户主、丁口、田亩、赋役一一列明。从户籍能看出，高昌的基层行政照搬了中原的乡里制度。这批人虽然在天山以南，管事的方式还是老家的那一套。契约文书则记录买卖、借贷和雇佣。有人借钱还不上，有人买地要立字据，有人雇人干活签合同。文书上的名字有汉族的，也有非汉族的——昭武九姓的粟特商人出现在高昌的契约里。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到了高昌也得按当地规矩立字据、签合同。
佛经残片数量也很大。高昌是个佛国，从王室到平民都信佛。出土佛经有抄写在纸上的，也有写在绢上的。有些是完整的小经卷，有些只是糊棺材时撕碎的残页。经文的书风有中原的，也有本地仿写的，甚至有从外地输入的。宗教在这个绿洲小国里是日常的一部分，不是高高在上的仪式。
还有书信。有一封信是一个在外经商的人写给家里的，报平安，交代生意上的事。没文采，大白话。但它是一个普通人的家信，这一点格外珍贵——史书只记帝王将相，不写一个高昌商人的柴米油盐。这封信被糊在了棺材上，千年以后才被人读出来。
文书中还有一类东西看了让人感慨——衣物疏。这是随葬品的清单，死者带走了什么，一项一项列着。衣物疏上写的大多是布匹、衣物、鞋帽，有时候还写着"鸡鸣枕一枚""手中铜镊子一枚"这类小东西。鸡鸣枕是古代丧葬中常见的枕头，形状像公鸡，意思是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闻鸡起枕"。这种习俗从汉晋的中原一直传到西域，传了一千多年没断。一个高昌人死后，家属给他准备的东西和同时期洛阳人准备的差不多。他活在火焰山下，枕的也是鸡鸣枕。
麴氏高昌的结局
高昌国的历史，从公元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算起，中间经过张氏、马氏几度更替。到501年，麴嘉称王，建立麴氏高昌。麴氏统治了一百四十年，传了九代，是高昌国最稳定的时期。阿斯塔那墓群的大部分墓葬，就属于这个时代。
麴氏高昌虽是小国，但卡在丝绸之路上，靠过境贸易吃得很饱。面积不大，也就三州五城的地盘，人口不少，农业和商业都发达。王室信佛，广修寺院，和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隋炀帝时，麴伯雅还亲自到洛阳朝见，回来后试图推行中原的服饰制度改革，没搞成。
转折点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麴文泰继位后跟西突厥勾搭，对唐朝的招呼爱理不理。唐太宗忍了他好几年，最后派侯君集率军西征。麴文泰听说唐军真来了，吓死了。《旧唐书》记了四个字："惧而死"。他儿子麴智盛接着守，没守住，开门投降。"惧而死"三个字看着简单，背后是十几年暗中角力，一朝崩盘。麴文泰赌的是唐朝不会真动手，赌输了。他可能到死都没想明白，长安那个皇帝怎么就真发兵了。
唐军这次西征也不是说走就走的。侯君集带的是数万步骑，从凉州出发，穿过千里戈壁，沿途运粮运水的代价极高。唐朝为了打高昌花了大价钱，但打下来之后太宗也犹豫过——有人建议把高昌人全迁回中原，故城废弃。魏征反对，说这样劳民伤财，设州县驻军更划算。太宗采纳了，设西州，又设安西都护府，把高昌变成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从此到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唐朝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龟兹、疏勒，高昌是这条线上打头的那一环。
唐朝灭了高昌国，设西州，置安西都护府。高昌国没了，但阿斯塔那的墓地还在用。唐西州时期的墓葬同样出土了大量文书，格式变成了唐朝体制——户籍按唐朝的格式登记，赋役按唐朝的规矩摊派。国家换了，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只是交税的对象变了。
汉人的墓，种在西域的土
阿斯塔那墓主的身份，经过骨骼鉴定和文书对照，大部分是汉族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有的是汉代屯田兵卒的后代，有的是西晋末年避乱西迁的中原士族。后来南北朝时，又有一批人从河西走廊过来。到了麴氏高昌时期，这些人已经在吐鲁番生活了好几代。
阿斯塔那出土干尸与随葬品，干燥气候保存了完整的衣物和食物残渣
墓里的随葬品是判断身份的最好证据。木俑的造型是中原风格，泥俑的面相却有了西域特征。随葬的食品里有饺子——这绝对是中原的饮食习惯。丝织品上的纹样，有的来自中原，有的来自波斯。一块墓志上写着"陇西"籍贯，说明墓主的祖上来自甘肃。但到他这一代，可能一辈子没去过陇西。籍贯是记忆，吐鲁番才是家。
高昌的汉族移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们在西域保存了中原文化。没有皇帝下令，靠的是老百姓的日常：过年吃什么，结婚怎么办，死了怎么埋。伏羲女娲画钉在墓顶，饺子摆在祭台上，契约用汉字书写。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移植。
这种移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吸收了本地的东西——纸棺是对缺木材环境的适应，绢画上的西域面孔是和本地人通婚的结果，佛经中混入的本地写法是文化融合的痕迹。高昌人没有刻意做什么文化保护，他们只是在过日子。但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碎片，被干燥的吐鲁番保存下来，一千五百年后的人翻开沙土才得以看见——一批离家很远的人，怎样在异乡扎下了根。
阿斯塔那这个名字本身也耐人寻味。"阿斯塔那"是维吾尔语，意思是"首府"。但这片墓地里埋的不是什么帝王，是农民、商人、小吏、和尚。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认识"阿斯塔那"这个字，他们叫自己高昌人。高昌国灭了之后，他们的后代做了唐朝的西州百姓，照样种地、做买卖、生老病死。又过了几百年，这个地名没人用了，墓地也荒了。戈壁滩上的风一年比一年大，沙子慢慢盖住了地表的痕迹。直到1959年，考古队来了，锹一插下去，一千五百年前的日子，又翻出来了。
本文史料来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 荣新江《吐鲁番出土文献与中西文化交流》; 《新疆文物》相关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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