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3日，北京，开国中将韦杰病重卧床。临终前，他谈到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的180师，留下了一句沉重的话：“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不公道。”

这句话，并不是替一支部队推卸责任，而是对长期以来单纯归罪于180师的说法提出反思。韦杰曾任志愿军第60军军长，亲历第五次战役，对战场态势、部队部署和后勤状况都有直接了解。

180师的失利，发生在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后期。此前，志愿军连续推进，战线一度向南延伸。但美军很快调整部署，依靠机械化装备、空中优势和强大炮火，转入反击。志愿军部队经过连续作战，粮弹、兵员和体力都已接近极限。

战役的出发点并非错误。通过扩大战果，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这是当时的作战考虑。问题在于，战役推进过深，部队展开过宽，进攻锋线拉长后，补给和联络逐渐跟不上。战场上看见的，是敌军后撤；没有及时看清的，却是对方有计划地保存实力、诱使志愿军深入。

这类作战方式，对装备落后的部队极为危险。敌人可以边打边退，依托汽车和铁路迅速补充；志愿军却要依靠人背马驮，把粮食、弹药送过崎岖山地。韦杰回忆，部队能够维持的作战时间大约只有七天。超过这个限度，战士们便不得不寻找野菜、野草充饥，伤员后送也变得异常困难。

通信问题同样不能忽略。第五次战役中，空袭不断，通信器材落后，线路容易中断。兵团、军、师之间有时无法及时取得联系，重要命令不能迅速传到一线。韦杰认为，通信组织不健全、指挥员重视不够，也是造成战场信息断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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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配置也存在明显缺陷。部队一线铺开，缺少有力的预备队，进攻时难以形成突破重点，遭到反击后又没有足够力量堵住缺口。友邻部队之间的协同不够紧密，使180师在局部战场上承受了远超自身力量的压力。

180师本身当然不是毫无问题。作为一支组建时间相对较晚的部队，该师缺少大兵团作战经验。被迫选择在北汉江以南背水防守后，阵地依托和退路安排都不理想，对公路、要点和制高地的控制也不够充分。面对敌军坦克、炮兵和航空兵协同推进，步兵阵地很快陷入被动。

更具争议的，是突围方式。长期以来，一些批评把180师分散突围视作失败的关键，甚至进一步归结为主要领导“政治动摇、贪生怕死”。这种判断过于简单。

当时，部队经过连续战斗，通信系统已经遭到破坏，机关和各团之间彼此失去联系。敌军的炮火、坦克和飞机不断压缩包围圈，战士们又长期缺粮，很多人连正常行军都难以坚持。集中突围需要统一指挥、明确道路和友邻接应，这些条件当时并不具备。

180师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后来明确表示：“集中突围的条件已经没有了。”在他的判断中，分散突围虽非理想方案，却是当时试图保存力量、减少伤亡的权宜选择。把军事处置上的争议直接说成政治问题，既不能解释现场情况，也容易抹杀普通官兵的实际表现。

韦杰在回忆录中把180师失利的原因归纳为七个方面，其中五项属于战役层面的客观因素，两项涉及部队自身。这种划分不是为180师“翻案”，而是提醒后人，战场失败往往由多重因素叠加造成，不能只盯住一个师、几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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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180师师长郑其贵被撤职，副师长段龙章也被免职。师参谋长王振邦则带领师部机关、后勤人员和伤员一千多人突围归队，后来参与重建180师，并在后续作战中继续任职。三个团的指挥员中，有人突围成功，也有人牺牲。539团政委韩启明负伤后，为避免拖累战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180师并非所谓“临阵瓦解”的部队。第60军中，179师有“临汾旅”的传统，181师也有“皮定均旅”的声名，相比之下，180师资历较浅，部队中有不少新战士、学生兵和起义人员。这样一支部队，在缺乏空中掩护和重武器支援的情况下，被投入大兵团连续作战，本身就承担了极大风险。

从1951年3月17日跨过鸭绿江，到5月下旬陷入重围，180师连续行动数十天。突围阶段又鏖战多日，缺粮、缺弹、缺乏接应，却仍有大量官兵设法带出伤员、掩护机关和战友撤离。对这段历史，批评失误可以，但把所有责任都压在180师官兵身上，确实不是完整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