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五年前后，湘军最大的麻烦，不在太平军残部手里，而在自己营盘里。
天京已经破了。
军功簿摊开，红顶子、赏银、田产、官位，一层一层往上分。可到了普通勇丁那里，剩下的常常是欠饷、裁撤、空口承诺。
金口一带，霆军营中，许多人把刀枪还握在手里。
这支队伍刚打完太平军，转身却跟清廷翻了脸。带头的黄矮子拉出约八千霆军，一路南下，最后投奔了太平军余部汪海洋。
这不是一时赌气。
这是湘军战后裂开的口子。
湘军能打，靠的从来不只是朝廷号令。
咸丰三年，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后来扩成湘军。它的根子是乡土、师生、亲友、同乡，是一层一层私人关系绑出来的队伍。
营官招兵，将领带队，兵丁跟着熟人出门打仗。
这套办法有用。
绿营打不动的时候，湘军能扎硬寨，能打苦仗，能从湖南打到江西、安徽，最后围到天京城下。
可这套办法也埋着一个病根。
兵不是冷冰冰的名册。
兵是跟着将领吃饭、领饷、分赏、求前程的人。将领有威望，营盘就稳；将领压不住，饷银又发不出，刀口立刻会转过来。
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后，曾国藩自己已经看出不对。
他后来写到，江宁克复后，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
这八个字，不是客气话。
城破之后，不少将领升官发财，普通勇丁也有人得了财物。仗打完了，人心散了。很多人想回湖南，想拿钱回乡买田置屋，不想再去追捻军，也不想再翻山越岭打太平军残部。
可朝廷和督抚还要用兵。
饷银却跟不上。
军营里最怕的不是苦，是觉得自己白卖命。
勇丁在前面冲，营官在后面拿大头；上面的人穿红顶戴花翎，下面的人讨欠饷讨不到。营里便传出刺耳的话，骂“红顶心黑”。
这句话一旦传开，军纪就只剩外壳。
曾国藩、左宗棠都知道，湘军内部不只是缺钱，还多了一张看不见的网。
哥老会。
这种秘密结社在湘军、楚军、霆军中蔓延，靠的正是兵丁之间的抱团。平日结拜兄弟，遇事互相撑腰；一旦索饷，便不是一个人跪在营门外，而是一哨、一营，甚至几营一齐鼓噪。
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也承认，江湖哥老会“党羽最众”，闹饷勇丁中多有入会之人。
他看见了病灶。
可刀已经扎进肉里。
早在天京未破前，湘军内部就不断出事。
咸丰十一年，胡林翼麾下有军官、什长在营中歃血结盟，闹索口粮，被查出后处死。
同治元年，蒋益澧军在长沙闹饷，带头者被处决。
同治二年，驻陕南汉中的湘军因欠饷哗变，杀死营官。
到了同治三年，围攻天京进入最后关头，曾国荃吉字营中也有勇丁索饷。处置稍重，便激起合军鼓噪，营官被缚，营盘闭守。
天京城墙还没塌，湘军自己的营墙已经松了。
等到战后裁撤，火星更密。
一支打了十多年仗的队伍，忽然要被裁掉。被裁的人要回乡，要路费，要欠饷，要赏银；留下的人又被派去打捻军、打回军、追太平军余部。
钱从哪里来？
没人说得清。
江南、皖南、江西、福建、湖北、西北，各路湘军、楚军先后闹饷。刘松山部拒绝北渡攻捻，金国琛、唐义训、朱品隆等部在皖南索饷，韩进春部在江西哗变焚营，福建娄庆云军因待饷不至，营中连半饱都难。
饷银一拖，军令就轻了。
霆军的事，正是在这个口子上炸开。
霆军主帅是鲍超。
鲍超能打，部下也悍。霆军在湘军系统里名声很重，战场上冲杀惯了，营中也更难压。鲍超因伤病等故离开后，营务落到宋国永手里。
宋国永压不住这群老兵。
湖北金口，霆军既不满调遣，又怨欠饷。黄矮子站出来，军心很快倒向他这一边。
营门一开，约八千人走了。
他们没有散回湖南，而是成队南下。沿途攻掠州县，穿过江西、福建一带，最后投入广东、福建边境活动的太平军余部。
接收他们的人，是康王汪海洋。
这一下最刺眼。
刚攻破天京的湘军精锐，竟成了太平军余部的兵。
清廷当然震动，曾国藩也难堪。可霆军为什么要投汪海洋，并不难看懂。
回营，是等欠饷。
北上，是继续卖命。
散伙，是可能被拿办。
投向汪海洋，反倒能保住队伍，保住刀枪，也给长期受压的怨气找了一个出口。
这不是信仰突然改变。
这是战后勇营制度、欠饷、裁军、哥老会结盟、将领威望崩塌，一起挤出来的结果。
湘军的强，强在“兵随将转”。
湘军的乱，也乱在这里。
将领在，饷银足，军功有分配，兵就能跟着冲城拔寨；将领不在，饷银拖欠，赏罚失衡，兵就可能结盟抗官，甚至整营倒戈。
后来，湘军各部哗变被陆续镇压。
有些闹饷，一发半饷便散；有些牵涉哥老会和杀官抗命，便遭重办。高连升军变后，清军大开杀戒，死者以千计。
刀还是那把刀。
只是刀口换了方向。
嘉应州一带，汪海洋的太平军余部最终也没有撑住。清军围攻之下，这支江南最后的大股太平军逐渐败亡，黄矮子带出的霆军也被卷进最后的血战。
当年天京城下，他们还是清军精锐；到广东山地里，他们已成清廷眼中的叛兵。
营盘散了，欠饷还在账上，许多人再也没有回到湖南老家。
金口那一天，八千霆军不是突然疯了。
他们只是把湘军十多年攒下的账，一次掀翻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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