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谍战剧《交锋》是当代国安题材谍战剧，最大的特点是“去神化”和“真实感”，讲述闽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与台湾“军情局”间谍展开的一场长达20年的隐蔽战线较量，于无声处听惊雷。剧本取材于多起已解密的真实涉台间谍案，剧中涉及的策反手段、情报传递方式均有现实依据。
该剧还让人深刻认识到，外部势力是如何将台当局作为棋子和工具，对大陆进行渗透与破坏的。剧中展示的外部势力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将台当局“工具化”：
一是制造危机，充当马前卒。剧中毫不避讳地展现外部势力纵容甚至支持李登辉等分裂势力挑衅，以此牵制大陆。台当局被推到前台制造台海危机，成为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急先锋”。
二是作为情报窃取的代理人。外部势力利用台当局“军情局”等机构，派遣间谍潜伏大陆。剧中“军情局”高层直接听命于外部势力指令，试图窃取大陆核心军事机密（如导弹方案），台当局的情报机构完全沦为外部势力的“白手套”和情报工具。
三是利益诱惑与裹挟。外部势力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承诺高官厚禄、安排家属出境等方式，拉拢腐蚀大陆内部关键岗位人员。台当局在其中扮演具体的执行者角色，利用金钱和利益诱惑，将一些意志薄弱者策反为间谍，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
现实中，根据国家安全机关公开披露的案件和相关资料，包括“军情局”在内的台湾地区情报机构长期利用两岸商业、学术、科技和人员往来渠道，对大陆实施系统性情报渗透。
在商业渠道渗透方面。
一是利用“台商”身份作掩护。改革开放后，台当局情报人员不再需要偷渡或空降，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台商”，以投资设厂的名义光明正大地进入大陆，利用商业活动的合法性为间谍活动提供完美伪装。台商因商务需要与各类人士交往频繁，为搜集情报提供了广阔的社交平台。
二是金钱收买与利益捆绑。针对涉密岗位人员，以合作开公司入股、承诺高额分红、提供“见面礼”等方式进行利益诱惑。初期以有偿收集公开资料、兼职搜集学术信息为切入点，支付小额报酬建立利益关联，逐步诱导提供涉密资料。
在学术渠道渗透方面。
一是“学术情战”。2020年“迅雷-2020”专项行动中，国家安全机关明确披露台湾间谍情报机关大搞“学术情战”，利用两岸学术交流渠道实施渗透。
二是伪装学者搜集情报。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施正屏，2005年被台湾“国安局”发现后，以学者身份频繁往返大陆，重点搜集会议资料、政策评估及名片，内容涉及“一带一路”、亚太战略等领域，13年间领取间谍经费160万台币。
三是虚假合作陷阱。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伪装成科研机构或高新企业，抛出看似诱人的合作项目，要求参与方提供涉密研究数据、技术方案。个别研究人员为提升论文采用率，违规引用未公开的内部数据甚至涉密资料，为情报窃取提供了便利。
四是以学术为壳的“远交近攻”。郑宇钦案中，台湾情报机关以捷克查理大学为掩护据点，郑宇钦以“中欧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身份，渗透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人员、华侨侨领、公务团组，意图策反人员安插内应。
在科技渠道渗透方面。
一是“资通电军”网络攻击。2017年，蔡英文当局成立“资通电军指挥部”，下设网络作战处等机构，统筹军方与民间网络技术力量，专门针对大陆实施长期网络攻击渗透。其下辖“毒云藤”“三色堇”“乌苏拉”等多个黑客组织，对大陆国防军工、航空航天、能源交通、科研及科技企业等重点领域实施数千次大规模网络攻击。
二是科技信息“投毒”。台湾产业媒体和研究机构系统性地向全球互联网投放关于大陆芯片产业的各种“独家消息”，以“供应链人士透露”为信源，通过“先捧后杀”“替你开口”“威胁制造”等模式，扭曲全球对中国大陆科技能力的认知，这些信息被AI大模型抓取后进一步放大传播。
三是网络情报窗口。2026年，台当局下属所谓“国安局”公开设立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声称参考美英以情报机关做法，旨在拓展多元情报来源，通过科技手段筛滤信息，由专业团队评估后执行后续联系工作。
在人员往来渠道渗透方面。
一是瞄准赴台青年学生。台湾间谍情报机关重点针对大陆赴台学生群体，利用学生远离家乡、交友心切的心理，通过主动示好、担任导游、承担旅行费用、赠送礼物等方式建立信任。部分学生因经济压力，被以“兼职”名义诱入陷阱。
二是色情引诱与情感绑架。典型案例：许莉婷（化名许佳滢），台湾“军情局”间谍，以色诱手段控制大陆重点大学机械专业学生“小哲”，利用其专业可接触国防科工机密的便利获取情报。此外，发展恋爱关系后以恋人身份要求分享科研成果，在目标试图断绝联系时通过散布谣言、威胁举报等方式实施情感绑架。
三是“远交近攻”迂回策反。台湾“军情局”先在澳大利亚等第三方国家建立据点，以“贸易公司”为掩护，策反当地华人吴兵，再派遣其以“海归”身份返回大陆，利用老同学、老战友关系进行二次策反和情报搜集。
四是社会调查问卷筛选目标。台湾间谍活跃于大陆学生网络论坛、QQ群，通过发放社会调查问卷，调查学生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特别是“家中有无担任公职（党政军）人员”，对给出肯定答案的学生进行“格外关照”。
总体来说，台当局的情报渗透已形成商业掩护、学术渗透、网络攻击、人员策反四位一体的体系化运作模式。国家安全机关近年来连续开展“雷霆行动”和“迅雷-2020”专项行动，破获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有力打击了台湾间谍情报机关的渗透破坏活动。
外部势力本质上是将台当局作为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而台当局则甘当外部势力的情报附庸。过去数十年来，台当局与外部势力的情报合作很密切。外部势力经由台湾，从太空军事卫星到空中P-3C反潜机、陆地监听站、水下潜艇到海床监听电缆，全方位搭建对大陆的情报搜集体系。
台湾所谓“国安局”和美国合作在阳明山设置对大陆监听系统，经多次改良后截收和处理能力达原来10倍。
台当局与外部势力之间还长期进行人力情报交换。台湾“国安局”派驻美国的女性情报员作为对口单位，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进行情报交换。台湾在美国设有11个情报站，分布在美国各大城市，密度最大。
外部势力还与台所谓“国安会”“国安局”“军情局”等单位密切互动，对建构台湾情报搜集与研析流程提出具体建议，全程由美国在台协会官员陪同。
然而，外部势力与台当局的情报合作本质是将台当局工具化。外部势力利用台湾的地理位置和人力情报优势，弥补自身对中国大陆情报搜集的不足，台当局不过是美国全球情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并非美国的合作伙伴。
而且外部势力在与台当局合作的同时，对台当局保持严密监控，防止台当局“越界”行动损害美国利益，台当局实际上处于被“管控”状态。
外部势力既然把台当局当成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和工具，那些台当局情报人员的命运更是如同草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被利用、被抛弃、被遗忘。从高层间谍到基层特工，绝大多数人的结局都极为悲惨。
据台湾媒体和情报官员披露，自1949年以来，已有3000余名台湾“军情局”间谍在渗透大陆的行动中死亡。从早年的“神斧”“班超”“光武”“海狼”到后来的“威远”“定远”等情报计划，几乎每一次行动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台湾一位资深情报官员曾坦言：“没有一次是不付出代价的，总是会有报告称被‘破线’或‘拆台’。”仅2002年一年，就有至少20名情报员失去联络，其中5人被证实逮捕。
最令人唏嘘的是，这些为台当局卖命的情报人员，一旦被捕或年老体衰，往往遭到彻底抛弃。例如2007年，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0年以上的老间谍们发起成立“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
他们出狱后台当局对他们置之不理，只能靠拾荒度日。其中最年轻的58岁，最年长的82岁。姜建国感慨道：“我们为他效劳卖命，结果到头来老了，身体差了，他们什么都不管，让我们自生自灭。”
再如作为策反刘连昆的关键人物张志鹏，在侥幸逃回台湾后，因不满李登辉“空包弹”言论泄露情报来源，多次声泪俱下表示要控告李登辉，并向台当局安全部门索赔1亿新台币，最终均不了了之。
台湾“军情局”一直将“情报员宁愿死亡、不可被俘”作为必须执行的信条。数千名潜入大陆的间谍，只要一失踪或被俘，就被台当局理所当然地宣布为“死亡”。即便若干年后被释放，也很难获准再次进入台湾。
更讽刺的是，台“军情局”内部腐败严重，连自己人都骗。
2018年至2023年间，“军情局”中校苏薪名和上校苏永玲合谋，网购大陆居民身份证，伪造“幽灵情报员”身份，一人分饰多角杜撰假情报，骗取奖金高达新台币1600多万元。苏薪名甚至将犯罪手段“传授”给同事，引发多人效仿。2025年二审定案，苏薪名被判5年，苏永玲被判3年2个月。
正如一位台湾情报官员所承认的，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台湾特工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这些情报人员不过是台当局和外部势力博弈棋盘上的“消耗品”，用完即弃，毫无尊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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