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9月10日，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叶挺将军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自己的祖父，叶挺将军之孙叶大鹰写下此文。
本文为叶大鹰所写系列纪念文章最后一篇，前两篇分别讲述了叶挺与周恩来的故事、叶挺与亲人的故事。
出任新四军军长
为了抗战，祖父叶挺从澳门回到上海。
据说，1937年8月的一天，叶挺在上海的新亚饭店大堂意外地与周恩来不期相遇。在简短的交流中，周恩来向叶挺提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提议。叶挺欣然接受，不日便去找了他的故交陈诚。
陈诚向蒋介石汇报后，没想到蒋介石即刻批准了，随即颁发给叶挺新四军军长的官方大印。
蒋介石如此神速的动作，引起了延安方面的疑问。延安方面迟迟未能发表任何态度。于是，叶挺专程飞去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彻夜长谈。
叶挺对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走过的一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对他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表示热烈的欢迎。
毛泽东和叶挺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互相间取得了充分的谅解和信任。
关于组建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经过中共中央的郑重考虑，认为可争取将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两师四旅八团。领导人可选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在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叶挺同意这个方案，并提出，请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加强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希望叶挺能据此方案向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军委会方面多做争取工作，同时还要向南京提出将陕北部队增编一个师。叶挺表示，他一定照毛泽东的要求尽力去做。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抗大礼堂亲自主持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大会。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在叶挺为新四军筹集军需的这段时间，我的奶奶李秀文为解决新四军军费到处奔波。同时，李秀文在征得父母的支持后,从家中拿出了父母的所有养老金,加上另外筹集来的资金从广东和香港买到一批枪支,亲自押运这批军需物资到皖南新四军总部。途经上饶时，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顾祝同扣押，李秀文急中生智向新四军发出求救电报,经叶挺的交涉，这批军需终于运抵新四军军部。
▲李秀文将枪支药品送到新四军军部
1937年，新四军成立。祖父叶挺在新四军中的遭遇，在很多回忆文章中都有许多描述，在此就不复述了。
指挥对日作战
▲战利品展览会
担任新四军军长期间，令叶挺骄傲的是，他亲自指挥了一场对日作战，而且大获全胜。
以下摘自叶挺亲笔写给蒋介石的报告电文——
《关于克复泾县南陵粉碎皖南敌寇扫荡的报告》
委员长蒋钧鉴：
日寇自上月进攻苏皖边境惨败后，复自京沪增兵皖南，本月二日开始，以步骑炮五千余人，配合空军向我进攻。其一部千余人由戴家会犯汀潭，主力由南陵犯三里店。职军当经分别迎击截伏，激战于龙洋岗、凤凰山、台山、大小岭及巨坑等处八昼夜。反复肉搏，纠缠苦斗，战况之烈，前所未有。至七日晚首先将龙洋岗、凤凰山一线之敌击溃，八日晨复将大岭、蜈蚣山之敌全线击溃。敌退据泾县。我跟踪彻夜猛攻，九日晨光复泾县，敌残部向东北溃窜。犯三里店之敌，经我数日苦战，伤亡惨重，向南陵溃退。我尾随猛攻，同日并克南陵。此役毙敌千余，俘虏敌军中并有西班牙一人。缴获详数正清查续报，至地方善后，已交由行政专员并协助其进行矣。
（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三日）
职叶挺、项英
写这份报告的背景是，1940 年10 月初，日军出动步骑炮兵5000人，在空军掩护下，由铜陵、繁昌进犯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
新四军战前会议决定，项英带军部撤往后方，叶挺亲率军部直属部队。
在叶挺指挥下，以一部沿途袭扰、阻滞敌人，主力坚守云岭外围阵地，经过多次反复突袭，使日军付出近千人的伤亡代价。8 日晨，日军掉头东渡青弋江向泾县县城窜犯。叶挺挥师衔尾追击，9 日晨攻克泾县县城，残敌在飞机掩护下狼狈逃窜。这是叶挺手拟的战报。并以叶挺、项英二人名义签署。
▲新四军缴获的部分日军军旗与武器
在此说几句“叶项矛盾”。关于“叶项矛盾”，新四军中传说很多，各种版本都有。
在新四军中，项英担任政委兼副军长。在中共党内，项英是苏共“共产国际”信任的重要代表，在一些问题上与延安方面有很大分歧。
我的祖父作为一名军人流亡海外多年后回国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却被迫卷入一些政治与军事纷争的旋涡。又因为他不再是共产党员，不得参加新四军党的会议，不但没有军事指挥发言权，甚至连参加军委会会议的权利都被剥夺。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叶挺唯一能做的就是凭借他在国民党军中的老关系，为新四军争取军饷和补给，成了名副其实的“后勤部长”。致使叶挺四次提出辞呈。无奈至极，回到广东组建来了“惠保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
延安方面担心新四军军长之职被国民党夺走，说服叶挺回到皖南。
周恩来曾亲自前往新四军解决所谓的“叶、项矛盾”。据说，周恩来好几天都不搭理项英，最后还是在叶挺的撮合下才和项英说话，并多次直面批评项英。项英表面接受批评，但几天之后又恢复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
▲叶挺与周恩来
“皖南事变”
军史专家、党史专家以及新四军研究学者们，关于这个话题文章确实很多。但“皖南事变”是祖父叶挺与新四军历史上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在此只转发几篇相关中央文献电文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介绍一下我祖父在“皖南事变”几个要点细节。
（1）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定性电文
中央对“皖南事变”的结论，梅文鼎自独立团开始一直担任叶挺将军的副官。
1941年，廖承志委托梅文鼎以旧部名义赶往上饶集中营探望被扣押的叶挺。首先转达了中央对叶挺通知的关怀，并将皖南事变的责任意见转达给叶挺——
（一）中央及全党认为他英勇行动是极为光荣的。
（二）此次皖南失败，是由于项袁一贯的机会主义和不服从党中央指示的错误所造成，中央对项袁错误已有决定通告全党。
（三）要他严密注意国民党的阴谋。
（上文取自廖承志给中央的电文报告）
（2）李一氓回忆录（片段）
抗战爆发后，李一氓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皖南三年期间，他见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大活动的决策，他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奇迹般全身逃脱辗转至香港，并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以及他本人对造成皖南事变主客观原因等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分析。
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电中所说：“除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他的报告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报告（第三号）写于3月18日，主要内容为汇报皖变中“项英同志动摇之经过及我的出⾛”——
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4位新四军高层决策⼈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丢弃部队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
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 “项、袁、周、李不告而去”。后来他们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于10 日分头返回。然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项英返回石井坑与叶挺会合后，自觉有愧，暗自垂泪，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表示了“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在全军被围的危急时刻，丧失信心，动摇出走。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党内和部队建立起来的威信丧失殆尽。
李一氓在致延安中央书记处“皖南事变报告之三”电文中，详细汇报了这⼀经过——
晚10时左右，项忽派⼈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
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
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
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XX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第四号报告写于3月20日，主要汇报新四军移动时3路纵队的兵力编组情况，以及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7个师番号、军力部署，再是解释北移部队为何选择向南迂回这条移动路线。
……1月6 日、7 日两天的情况。6 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3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身处前线的叶挺军长当时想命令部队打下星潭，冲出包围圈，但同去的副参谋长周子昆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下。”研究打星潭的会议于7号下午3点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上叶挺主张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项英临战迟疑不决，举棋不定，会议断断续续⼀直拖到夜里10点，居然开了7小时之久。
后来叶挺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由于项英的优柔寡断，导致严重贻误战机。对这次决定部队今后走向至关重要的百户坑会议。
李⼀氓在第五号报告中有如下叙述——
叶希夷（叶挺字希夷——编者注）提出二个方案：（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
1941年4月中旬，李⼀氓随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半个多月后安然抵达苏北盐城。
华中局经研究报告中央，认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过程中一度离队系“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一个警告”，延安复电表示同意。
3.“皖南事变”中叶挺被迫下山谈判经过
摘自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
……1月12日下午，国民党军集中5个师的兵力，采取向心攻击的战法，对新四军主力5000余人据守的石井坑发起了总攻击。战至黄昏，新四军东面、南面、西面阵地相继失守，军部鉴于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不能再继续坚守，当即烧毁密码，砸了电台，决定分散突围。确定老3团、新3团向西北方向先行突围，以吸引国民党军第52师、第108师主力向西；然后，军部率教导总队向东北方向大康王一带突围；其余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向四面突围。
总的目标，一是经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一是经苏南渡江北上，或就地坚持打游击。
13日凌晨，军部和部分部队刚刚翻过大康王北面的一座大山，又遭到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当天，部队几次组织冲锋,，蒙受了很大损失，仍然突不出去。14日上午，饶漱石建议叶挺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出面同国民党军谈判，以挽救危局。叶挺知道这个时候同国民党军谈判希望渺茫，自己也将身陷罗网，但为了拯救已经陷入绝境的指战员，宁愿不顾个人安危，作最后一次努力，于是派人下山前往第108师师部联系。
在13日、14日这两天里，叶挺军长仍然穿着黄呢军服，手扶着手杖(是可以发射子弹的自卫武器)，显得很沉默，经常陷于沉思之中。身边随行人员听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次不应该失败的。”隔了一会，又说：“ 按照我的主张，是可以冲出去的。”（即7日会议所提的两个意见，要么坚决从正面的星潭向北打出去，要么改道从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方向突围，均被项英否决。）
叶挺有时站起来走几步，有时扶着手杖站一会，看上去还沉静，但旁边人能够猜想到，其实他内心是很痛苦的。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坐在一边，总觉得军长的黄呢军服太显眼，如果被国民党军发现就糟了。王聿先于是随便说了一句：“军长，你穿的黄军服目标大了些，是不是换一件。”没等他说完，叶挺就不高兴地说: “不要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叶挺一直在深思，有时流露出一句半句。他说，我和顽军谈判，他们一定把我扣留，但是可能放松一点搜索，可以让更多的同志有机会分散突围，回到部队去。而山下的情况很混乱，国民党军时不时大声威胁：“你们快下来吧! 我们就要放火烧山了。”
14日傍晚，山下比较安静，吵闹的声音少了一些，突然听到山下有人大声叫喊，来人一面自称是108师副官处长，一面表示:“不要误会，不要打枪，我们是奉命来接叶军长的。”当他们爬上山看到叶挺军长时，先敬军礼，然后说明是来请军长下山谈判的。国民党军这次上来了一个排的兵力，他们先把两个警卫员的枪下掉了，但是对叶挺等人还比较客气，请他们下山。
当叶挺一行到了山下，发现情况很混乱，原来是108 师与52 师为了抢功发生了争执，108 师说:“叶军长是我们请下山来的，应先到 108 师师部。”52 师说，他们是总指挥部，叶军长应先到 52 师。最后还是决定先请叶军长到 108 师。该师师长戎纪五亲自在门口迎接，敬了军礼后，招待叶挺吃饭，在谈话中仍然以军长相称，态度很是客气。
第二天清晨吃完早饭，由108师一个连送叶挺等人去52师(驻泾县)。该师师长刘秉哲则显得有些骄傲，但也请了叶挺军长和随员吃晚饭。他们明显感觉到，52师的气氛要比108师紧张一些。16日早上，52师又派出一个连送叶挺一行去宁国县上官云相总部。到了宁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叶挺单独住在里面，随员留在门房，门禁森严，并且加派了岗哨。
只过了一个晚上，上官云相总部就派了一辆卡车，把叶挺及其随员送到了上饶。叶挺被关押在李村，其余人员被关押在七峰岩。有一天，两个国民党兵来找到王聿先，去掉了他的脚镣说：“你们军长生病，要你下山给他看病。”王聿先就跟着他们去了李村监狱。只见一个小院子，正面有两间小房，是关押叶军长的，另有一间偏房里面住着国民党兵，门口有岗哨。
当王聿先见到叶军长时，看到叶挺的须发很长，人也瘦了，此情此景令他几乎落下泪来。在牢房的墙上，用木炭或墨笔写着：“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王聿先看见这些，顿时明白了军长的处境。他问军长哪里不舒服?叶挺说，没什么大病。从那以后，叶育青、叶一舟、吴正邦和王聿先就被关押在警卫排，国民党兵上岗时把他们带到叶军长那里去。晚上下岗又把他们带回警卫排。
经常有国民党将领来看叶军长，都是要他承认新四军违反军令。叶挺唯一的答复就是：你们组织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我是正式委任的军长，新四军的一切由我负责，我的部下无罪，快点释放他们去前方参加抗日。叶挺军长在被关押在上饶期间，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革命气节。
陈士渠回忆录片段——
1941年1 月4 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 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北移。1 月6 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 个师8 万余人伏击合围。
兵力对比悬殊到1比9，战场形势瞬间恶化到了极点。更致命的是，副军长项英在激战与混乱中突围失踪。关键时刻，中央急电命叶挺与饶漱石共同负责军事行动，饶漱石作为党代表的权威全面凸显。
包围圈被压缩得越来越紧，粮弹打光，后路断绝。此时，老奸巨猾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漫山遍野喊话，要求新四军派代表下山谈判。
但凡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战场上实力不对等，所谓的 “谈判”摆明了就是请君入瓮的圈套。为了试探，饶漱石先派出了敌工部部长下山，结果人一去不复返，被扣了；紧接着，饶漱石又派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下山交涉，结果再次被捕。
接连三位重要干部肉包子打狗，叶挺作为百战宿将，早已看穿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他当场严厉劝阻，明确表示绝不能再派人下山。可饶漱石却坚持认为，必须有人再去谈，而且一般人去分量不够，必须得是军长亲自去。
面对叶挺的拒绝，饶漱石搬出了杀手锏——他直接以“东南局副书记、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正式向叶挺下达了组织的命令。
饶漱石对叶挺摆出了两套说辞：第一，你和顾祝同是保定军校的老同学，有这层私人交情在，顾祝同不至于撕破脸，或许能为被围困的部队谈出一条生路；第二，饶漱石拍着胸脯保证：“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你个人的决定，等突围出去，我亲自向中央为你作证！”
那一刻的叶挺，内心五味杂陈。虽然自己没有恢复党籍，但他骨子里从来都是听党指挥的革命军人。
摆在叶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拒绝命令，带着警卫员分散突围（以他的军事技能，像饶漱石等人一样突围出去的概率极高）；要么执行组织命令，拿自己的命去跳火坑，赌那一丝解救残部战士的微茫希望。
1941年1 月14 日，叶挺整理好军装，大步走下山头。正如叶挺所料，他刚踏进敌军大营，国民党军便立刻将他扣押，连顾祝同的面都没让他好好见上一见。
1946 年4 月，经我党全力营救，叶挺终于在重庆获释出狱。当时，开国上将陈士榘正好去重庆向周总理汇报工作，作为叶挺红军时期的老部下，陈士榘专程登门看望老长官。
在陈士榘后来的回忆录中记载，当时党内对叶挺当年的“自投罗网”依然存有疑虑。为了还老首长一个清白，陈士榘直截了当地问：“军长，当年敌人重兵包围，就是要活捉你，你为什么还要跑到顾祝同那里去自投罗网？”
叶挺神色平静，只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句话：“是饶漱石以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让我去找顾祝同谈判的。”
陈士榘随后立即向周恩来求证，周总理听后极为震惊，明确表示：“我不知道这件事。”至此，历史的迷雾终于散去，叶挺蒙受多年的冤屈与非议被彻底洗刷。
4. 叶挺在上饶集中营
本文摘自1941年8月30日廖承志向中央汇报电文——
甲．派去上饶探视叶军长之麦畅生〔麦畅生是李秀文的姐夫〕已于前日返港。行前本定去渝见周，因到桂林机场被国民党严密检查，发现所带函件，即被监视，未便去渝。
乙．麦经李任潮介绍去上饶，沿途均经检查，据报探视叶军长经过情形如下：
（一）叶军长现已由集中营押军法执行监（在上饶乡间），一人独押在一所监房，有一连宪兵在内监视，铰以前更不自由。叶须发修长，屋内狼藉不堪，马桶也在房内，麦见叶时，观状感伤泪下。而叶则哈哈大笑，神志泰然，继则语嘱：“你们何必来看我，我死了报上会登出来的。”
▲叶大鹰、叶小燕兄妹拍摄于上饶集中营李村叶挺囚汉室
很多人都说，项英在三年游击战及其过去的历史中对革命立过很多功绩，这一点我不否认。但在皖南事变中，作为政委的项副军长置9000新四军将士于不顾，两次脱逃，也酿成了新四军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最后落入国民党军重围的悲剧。 他的功过又当如何评价呢？
原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科长叶钦和回忆——
叶钦和是跟随叶挺下山的人员之一。
……在泾县待了二三天后，我们又被押解到宁国上官云相总部。一月二十九日，我们被转押到上官云相总部后，一人关一间房子，门口有哨兵看守。这样过了几天，一天早晨，军长警卫员对我说：“上官云相于今晚宴请军长，说为军长洗尘。”我当时心想，一场劝降与反劝降的严重搏斗就要到了，它是对军长的一次严峻考验。蒋介石是不会杀我的，但监牢是有的坐的，这些，我都是估计到的。
……军长说完这些话后，又继续踱着方步。走了一会，他突然在我面前站住，右手用力拉着衬衣，露出他的胸膛给我看，并说：“我胸膛上这三块伤痕，子弹都是从前面打来的，我从来没有退却过。”
▲叶挺被国民党辗转各地关押五年，期间李秀文带着孩子们多次陪夫坐牢
新四军老战士叶育青、王聿先同志上饶集中营回忆片断——
李村，是军长被囚禁的地方。
起初,我们几个人是关在七峰岩的牢房里,还被戴上沉重的脚镣。后来,叶育青、叶一舟等同志通过看守中的一个广东籍士兵,打听到了军长的下落,又巧妙地利用同乡关系,托其带信给军长。不久,传来消息说,军长知道我们的遭遇,勃然大怒,立即向顾祝同提出了强烈抗议(顾祝同曾经答应释放军长的随从人员)。于是,我们才被卸下脚镣,从七峰岩解到了李村。那时已是春暖花开的四月间了。
记得我们第一次去见军长的时候,心情相当复杂,说不出是喜还是忧,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似的:我们不在军长身边已有好些日子了,敌人究竟是怎样对待他的呢?看管我们的宪兵声称,军长是让王聿先去治病的。莫非是军长真的病了,还是敌人在施展诡计?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在我们的脑海里盘旋着。
我们由宪兵“带”着,到了李村南首的一座普通的院舍前。这里,气氛异乎寻常。院子门口是全副武装的双岗,院墙四周有三三两两的流动哨。走进院子,只见那一排屋子,宪兵进进出出。忽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他不是军部参谋处的赵凌波吗?我们在七峰岩时,就听说这个人已经叛变投敌了。他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的心蓦地一沉,不禁相互交换着眼色。
“不许东张西望！快走！”身后响起了宪兵的吆喝声。
我们走进一间房里,顿时,军长高大的身影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他正背着手,面壁而站,象是在思考着什么,又像是在凝视着墙上的什么。我们的目光越过军长的肩头,猛然看见墙上几行笔力苍劲的字迹:“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们又向四周一看,发现屋里的门上、窗上,到处都写着这一类内容的词句。
军长许是听到了响声,回头看了一下,见是我们来了,便很快地转过身来。军长的脸庞消瘦了,可是他的神态还是那样从容坦然,气宇轩昂,仍旧不失一员名将的风度。军长紧紧地和我们握着手,一再地叫我们坐下。我们噙着热泪,讷讷地不知说什么好。军长说:“我真意料不到你们也被锁上了铁镣,吃了不少苦头吧?”王聿先同志焦急地问:“军长,是你叫我来看病的吗?”军长淡淡地一笑,随即指着王聿先同志对门外的宪兵说:“他是个医生,你们抓他做什么?!你们把他放了,让他去看病呦!”顿时,我们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军长是在设法减轻反动派对自己同志的迫害啊。军长还关切地向我们打听林植夫、黄诚、李子芳等同志的情况。
我们看到军长的头发、胡子都很长了,问他为什么不理发?军长用手抚着自己的下须,诙谐地说:“既然是囚犯,就得象个囚犯的样子,名副其实嘛!”说到这里,军长严肃起来,“不恢复自由,就不理发,不刮胡子!”军长忽然想起了什么,又说:“你们看到赵凌波了吗?他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他是叛徒!”军长眼里燃炽着愤怒的烈焰。“那天他来这里,被我赶走了!”原来,赵凌波是顾祝同派来劝降的。结果“说客”还未开腔,军长就迎面赏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又拿起烤火的火炉及茶壶,劈头盖脑地砸了过去,吓得叛徒从此再也不敢登门了。可是军长哪肯饶过他, 只要在院子里看见他,就会怒不可揭地动手打他。于是,赵凌波只得整天躲在宪兵的屋里,出来还得让人“陪”着,活像一条丧家之犬。
每每读到这些，我的心情不是一个“痛”字可以概括。我的祖父是个英雄，但他在新四军期间的经历，却让这个英雄有了悲剧色彩。
（注：本文为叶大鹰回忆祖父叶挺故事的下篇。中篇与上篇已经刊登。）
作者：叶大鹰
统筹：李秀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