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部队家书，那是老兵们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内容也差不多：“家里都好”“不要挂念”“听首长的话”“注意身体”“争取进步”。可就是这几句家常话，在高原军营的寒夜里，像一床棉被，盖在身上，暖在心里。
西藏军营里的家书
贾洪国
村里人现在叫我“老兵”。有年轻人要参军，家里长辈就带他们来找我，让我讲讲当年的故事。我给他们讲西藏，讲雪山，讲站岗，讲家书。讲到激动处，嗓子发紧，眼眶发热。他们就静静地听，眼睛里闪着光，跟当年的我一模一样。
那是青春芳华永远忘不了的记忆——1985年晚秋，我18岁，穿上绿军装，离开川中安岳那片有柠檬树和主产红薯的地方，走向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南麓。
安岳是个柠檬之乡，漫山遍野的柠檬树挂满金黄的果子，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清香。可那个年代，对农村青年来说，这香气里总掺着一丝苦涩——高考落榜后，我觉得自己像山坡上被风吹落的果子，无处安放。直到那张粉红色的入伍通知书送到手里，整个世界都亮堂了。
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崇拜绿色，崇拜解放军。雷锋、欧阳海、麦贤得……那些英雄人物的故事，我们在生产队的晒坝上听过无数回，在公社的电影银幕上看过无数回。解放军是国家的支柱，是年轻人的向往。对农村娃儿来说，当兵更是最好的出路——既能保家卫国，又能走出这片连绵的丘陵。换装那天，我脱下打着补丁的农家衣，穿上崭新的绿军装，对着镜子看了又看，心里那份激动，真有点状元及第的意思，又像是新郎官穿上新衣裳，浑身不自在却又舍不得脱下来。
母亲在灶房里抹眼泪，父亲坐在床沿上咳嗽。他病了好些年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可那天他还是硬撑着站起来，伸手摸了摸我的军帽，说：“到了部队，听首长的话，争取入党。”就这么两句，说完又坐下喘气。
按我们安岳的惯例，娃儿要出远门，得挨家挨户拜望长辈。那几天，村民兵连长带着我，走遍了方圆十几里的村子。我们先去看望了五位抗美援朝老兵。最让我难忘的是李大爷，快六十岁了，背驼得像田里的犁，可说起当年的事，眼睛亮得像烧红的炭。他坐在堂屋门槛上，卷着叶子烟，慢慢跟我说：“娃儿，炮弹打过来，你就往老弹坑里躲。炮弹不会掉进同一个坑里，这是老子在朝鲜用命换来的。”他说这话时，声音不大，却像铁锤敲在心上。他给我看他被弹片划伤的小腿，那道疤足有筷子长，青紫色的，像一条蚯蚓趴在腿上。“上甘岭，那才叫打仗。阵地上的土，被炸得像犁过的田，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脖子。”我听得热血沸腾，心里那份保家卫国的使命感，像安岳的柠檬树一样，扎下了根。
那年代，家庭成分还是顶重要的事。政审要是不过关，体检再合格也白搭。我回家翻了翻族谱，又问了母亲——一水的贫下中农，祖祖辈辈给地主扛活、种田，穷得叮当响。母亲说：“你爷爷他们那辈，过年连顿肥肉炒青菜都吃不上。”没想到，这穷反倒成了好事，政审一路绿灯。
我又去看了老民兵连长。当年就是他，跑到家里找到我，说：“收兵了，快去体检！”我放下锄头，满身泥巴就往公社跑。现在要走了，自然要去跟他汇报。他当了十多年民兵连长，经他选送参军的青年，少说也有五六十个。他办事公道，在村里威信高，乡里、区里、县里都表彰过。他拍拍我的肩膀，只说了四个字：“好好干，娃。”
那些日子，我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路。我们的村子不大，二三百户人家散落在丘陵间，青瓦土墙，竹林掩映。村口那棵黄葛树有几百年了，树冠遮天蔽日，树下的石头被磨得光滑发亮。老人们在墙根下晒太阳，见我走过，都要喊住我：“军娃子，来，让爷爷看看。”他们摸摸我的军装，捏捏布料，说：“好，好，这料子结实。”
我的六奶奶，裹着小脚，走路一摇一晃的，身子又重，却非要亲自去三里外的乡场买肉。那天她回来，满头是汗，手里提着一斤鲜猪肉，白花花的膘有三指厚。“六奶奶，你走这么远干啥嘛！”我心疼得不行。她笑着说：“你当兵就要走了，奶奶给你包顿饺子。”临行前那晚，她包的饺子，皮薄馅大，我吃了两大碗。后来我写军旅回忆录《军旅宥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记这件事——起程饺子回家面，我们安岳自古就有这个说法。那一晚，我看着六奶奶佝偻的背影，眼泪差点掉进碗里。
大爷爷在我离开前聚餐时，把我叫到一边，从怀里摸出二十块钱塞给我。那时二十块钱不是小数，他一个老农民，攒这点钱不知要多久。他说：“娃儿，到了队伍上，记住三句话：一是要听党的话，二是要能吃苦，三是要对得起这身军装。”这三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二姐夫也是退伍军人，修过成昆铁路。他跟我说：“那么多队里、村里的人来家看你，可惜时间太短，好多人没见着。”我听了心里发酸。那些年，生产队刚散伙，搞家庭联产承包，可大家在一起干活、摆龙门阵惯了，感情还在。我这要走，真像是挖了乡亲们心头一块肉。
多年以后，我同班女同学——就是后来成了我妻子的那个她——写信跟我说：“你那年参军，挨家挨户告别。临走那天晚上，我都熄灯睡了，你还穿着新军装来敲门。我全家人那个激动啊……”我读到这里，笑了。那时哪想得到，这一敲门，就敲开了一辈子的缘分。
1985年9月22日，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了。
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红彤彤的。她用新磨的麦面给我擀饺子皮，馅是六奶奶买的肉加上自家菜园的白菜。锅里水开了，咕嘟咕嘟响，她一个一个下饺子，数着数，怕不够我吃。吃完早饭，天刚蒙蒙亮。父亲起不来，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使劲握了握。他的手指像干柴，硬邦邦的，全是骨头。他嘴唇动了动，还是那两句话：“好好干……争取入党。”
由大姐夫送我去区公所集合。路过柠檬园时，果子已经黄了，沉甸甸挂在枝头。安岳的柠檬，酸中带一丝甜，像离别的滋味。路过石板路，路过堰塘，路过那片我刚打过谷子的水田——这片土地，我生长了十八年的地方，一草一木都长在心上。
全区十个乡一个镇，42名新兵，同乘一辆大客车。车开了，我回头望,乡亲们站在公路两边，挥手，抹泪。我没敢再看，转过脸去，心里不知是哭还是在笑。十八岁，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就这么走了。
汽车把我们送到成都大邑安仁镇刘湘公馆。八百多名新兵，从全川各地汇聚而来，开始了入藏前的强化训练。队列、体能、政治学习，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当当。刘湘公馆青砖灰瓦，庭院深深，我没空细看。只知道，这里是我们走向高原的最后一站。一个月后，我们就要坐上火车，翻越昆仑、唐古拉山，走向那片离天最近的地方。
西藏高原，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们连队驻地在亚东边防，山沟河谷，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边防哨所站岗时，皮大衣、毛皮鞋、皮帽子、皮手套，全副武装，还是冷得骨头疼。风从雪山那边吹过来，像刀子割脸。可每当夜空晴朗，满天星斗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摘下来，银河从头顶横跨而过，那种壮美，是在内地永远见不到的。
说起家书，那是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父亲病重，又不识字，他只能口述。每封信都不长，一两页纸，代写人的字歪歪扭扭，内容也差不多：“家里都好”“不要挂念”“听首长的话”“注意身体”“争取进步”。可就是这几句家常话，在高原的寒夜里，像一床棉被，盖在身上，暖在心里。
父亲先后给我寄了五封信。一九八八年二月，他走了。那五封信，被连队收进了连队荣誉室，说这是最好的政治教材。后来，一家数字网络平台以《家书里的西藏》为题，把这些信推向了网络。许多西藏退役老兵看到后，纷纷留言，有人说“看哭了”，有人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五封家书，字字千钧。父亲没读过书，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可他懂得什么叫“家国”——他把儿子交给国家，把牵挂藏进信里。
在西藏那些年，最苦的不是训练，不是站岗，是想家。
每当月圆，我就爬上营房后面的山坡，朝东南方向望。那里是四川，是安岳，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可山太高了，云太厚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就想，母亲这时候在做什么？灶房里的灯还亮着吗？父亲咳嗽好点没有？村里的柠檬又黄了吧？
可正是这份牵挂，让我更明白什么叫“保家卫国”。我们在边防哨所站岗，家里的父母才能安睡；我们在高原受苦，内地的乡亲才能享福。这不就是当兵的意义吗？
我在西藏待了将近五年。退伍前，立过三等功，入了党。摘下领章帽徽那天，我对着营房敬了最后一个军礼，眼泪止不住地流。这片土地，我恨过它——恨它缺氧，恨它寒冷，恨它让我想家想得发疯。可我也爱它，爱它的辽阔，爱它的壮美，爱这里一起扛过枪的兄弟。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如今我已年近花甲，病魔缠身，回到了家乡安岳。柠檬园还在，只是换了一片又一片新树；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村口的老黄葛树还在，只是更高更粗了。六奶奶早已作古，大爷爷也走了，父亲、母亲都长眠在村后的山坡上。我每年清明都去给他们上坟，烧些纸钱，说说话。
父亲坟头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我坐在坟前，点上烟，自己也点一根。小时候他教我认庄稼，教我做人要诚实，教我不能偷不能抢。后来他躺在病床上，目送我穿上军装离开。他寄往西藏的那五封信，如今躺在连队荣誉室里，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退伍那天，我什么行李都没带，只带走了那五封家书的复印件。每次搬家，别的东西可以丢，这五封信从不敢丢。它们太轻了，几张薄纸；又太重了，重得像一座山。
也许这就是人生——从这片土地走出去，又回到这片土地。中间那段路，叫军旅，叫高原，叫家国。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贾洪国：四川安岳人，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西藏亚东边防军旅五年，荣立部队新闻报道三等功一次，曾获全国农民报好新闻一等奖。出版有个人文学集《 一花一世界 》《 人生足迹 》《 风兮雨兮》。近年来，由于患间质性肺炎，带病坚持寻访战友，足迹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三十多个地区，一百多个县，寻访了180多位西藏战友，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纪实散文集《军旅宥坐——寻访战友故事集》共四集。荣获“第五届雪域老兵文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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