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
唐贞元末，郑君知盐铁(唐代设盐铁使，专管食盐和铁器专卖，兼掌矿冶、征税等事务。)信州（今江西上饶一带）院，常(曾经)有顽夫，不察所从来，每于人吏处恐胁茶酒。郑君擒至笞脊[chī jǐ](笞，用竹板或荆条抽打；脊，脊背。)，方庭炼矿次，计银数万两。杖讫曳去，色返(反而)扬扬，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变。郑君怒，枷送盐铁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杀之。
唐代贞元末年（约公元805年前后），郑君担任盐铁使下属信州院的负责人。当时有一个横蛮无赖之徒，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总是在官吏差役面前恐吓勒索茶酒。郑君把他抓来，用竹板抽打脊背。当时院子里正在冶炼银矿，计算下来有数万两银子。打完板子后，将他拖走，他却反而神色洋洋得意，大声喊道：“且看这东西（指银矿）能炼成吗！”结果银子果然怎么炼都不成形。郑君大怒，给他戴上枷锁，押送到江西的盐铁使李公那里，李公当即用棍棒将他打死。
旬日又至，复于炉处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郑公令捉倒，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wò yǐ shǐ xuè](用猪血浇洒。)，埋狱中。明旦，摆拨复自门来至。使等惊异，皆迎接。曰：“我本与汝作戏，矿但重炼，无虑也。”乃去。郑君视于瘗所[yì suǒ](埋葬的地方。瘗，埋藏、埋葬。)，悉已无矣，银并(终于、一并。)成就，从不复见矣。（出《逸史》）
过了十来天，这个人又出现了，再次来到冶炼炉前说：“看这回还能不能炼成！”情形和上次一样。郑公下令将他按倒，先打断双脚，再用竹板打死，浇上猪血，埋在牢狱中。第二天一早，扒开土一看，那人又自己从门里走了进来。差役们惊恐万分，都上前迎接。他说：“我本来是和你们闹着玩的，银矿只管重新冶炼，不必忧虑。”说完就走了。郑君去看埋尸的地方，尸首已经完全不见了。银子最终也冶炼成功，从此那人再也没出现过。（出自《逸史》）
本文讲述了一个精怪以“死而复生、尸解遁形”的方式干扰炼银，最终自行离去的故事。关于“假死”的法术，我们在《读太平广记_479_卷七十二·道术二_3》已有涉及，不再赘述。
以矿炼银之往事
《太平广记》的这个故事，像一枚被时光打磨过的银铤，表面是志怪小说的光怪陆离，内里却沉淀着唐代矿冶业的真实质地。那位被“棒杀”后又复生、最终消失的顽夫，究竟是精怪作祟，还是某种我们已无法理解的民间法术？这已不重要。真正值得凝视的，是故事所依托的那个宏阔而炽热的历史场景——“方庭炼矿次，计银数万两”。
一
唐代的银矿，大多藏在南方起伏的山峦之间。宣州、饶州、衢州、信州——这些今天听起来或许有些陌生的地名，在唐代却是帝国白银供应的命脉。贞观十年，侍御史权万纪曾向太宗奏请开发宣、饶二州的银坑，称“岁可得数百万贯”。
唐太宗不仅没有采纳建议，反而严厉地斥责了权万纪。他认为，天子应关注嘉言善事和有才行人，而非逐利。他甚至质问权万纪，是否想将自己比作以贪利好利著称的东汉桓帝、灵帝。
太宗当日便下令，让权万纪退朝还家（“放令还第”），不再议论朝政。在权万纪上奏被拒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太宗的表态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宣、饶二州等地的银矿开发在官方层面受到了抑制。
政策的转折点出现在唐高宗时期。上元二年（675年），朝廷采纳了邓远的建议，在江西德兴设立官办银场，即 “邓公场” 。这标志着官方正式介入银矿开采，也意味着银矿开采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朝廷开始对伊阳五重山的银、锡矿征税。这是唐代银矿管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的重要一步。
到了贞元年间（785—805年），银冶的规模已相当可观。据记载，陕、宣等六州的银、铜、铁、锡冶炼场总计达一百六十八处。唐代全国有明确记载的银冶共五十八处。而在这些银冶之中，信州的地位尤为特殊——信州即今江西上饶一带，其境内的德兴银山，在唐代被誉为 “大唐银冶第一山” 。
德兴银山的故事，比《太平广记》里的郑君更为久远。隋朝大业年间（605—616年），一个叫张蒙的人发现了这里的银矿。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刺史窦俨奏请设立银冶，获准。上元二年正式设置“邓公场”，任命邓远为主事，由此拉开了大规模采冶的序幕。自此，银山的炉火便燃烧起来。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银山年产白银已达十万两，占全国产量的六成。
唐宋时期是德兴银山的鼎盛阶段，宋代时产量达到顶峰，北宋天禧五年，产量飙升至惊人的八十八万三千余两。唐宋两朝，银山累计产出白银超过一亿两，是名副其实的国库支柱。此后历经元明清，一直断续开采，直到清康熙年间因禁矿政策，官办矿业才告一段落。
以铜、金、银为笔 江西书写了中国矿冶史的千年传奇
2008年，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让这座沉睡了千年的庞大遗址重见天日。遗址占地面积达5.67平方千米，已探明矿体二百多条。现存各朝代古矿井多达一百九十四处，形式极为复杂，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部分古矿井深度达到地下百米以下，甚至深达数百米。除矿井外，还发现了两处大型露天采坑、一处探槽以及大量采矿废石堆。冶炼区则集中在铁石山，炼渣堆积量高达一万五千七百六十立方米。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规模宏大、延续时间极长、形制极为复杂的古代矿冶体系。这座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开采时间最早、面积最大、矿井数量最多、形制最复杂、延续开采时间最长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
二
矿石从山中采出，只是第一步。真正让银从石头中“活”过来的，是冶炼。
唐代炼银的核心技术，叫做 “灰吹法” 。这门技术至迟在东汉就已出现，狐刚子《出金矿图录》中便有记载。但技术的成熟与大规模应用，是在唐代。
灰吹法的原理并不复杂，却堪称精巧。银矿石——主要是辉银矿（Ag₂S）——往往与方铅矿（PbS）共生。铅与银能互相溶解(在足够高的温度下（比如超过银的熔点961.78°C），液态铅和液态银可以无限比例地相互溶解，就像水和酒精可以无限混合一样。)，工匠便利用这一特性在冶炼时，直接利用矿石中自带的铅，或在必要时额外配入铅矿石，使铅在熔炼过程中作为‘溶剂’，将银全部‘捕捉’并溶解于液态铅中，形成铅银合金。
为什么要有铅，这里解释一下铅的“溶剂”作用：
银在矿石（如辉银矿 Ag₂S）中，是以极其细小的颗粒或化合物形式，散布在大量无用的脉石（石英、长石等）之中的。就算你把整块矿石加热到1200℃，银会化成液态，但它变成无数个微米级的小银珠，像油滴悬浮在水里一样，被黏稠的液态矿渣包裹着，根本无法汇聚到一起流出来。
就算你期望这些小银珠因比重大而沉底，但由于它们太小，加上矿渣的阻力，绝大多数银珠会永远困在废渣里，随炉渣倒掉，造成极大的浪费。
因为液态铅和液态银可以无限互溶，当铅（或含铅的矿石）被投入熔炉并熔化后，液态铅会像海绵吸水一样，主动扩散、接触，并将那些悬浮在矿渣中无数细小的银珠“抓取”并溶解到自己体内。
所有的微小银滴汇聚到液态铅里，就形成了一个体量大、比重也远大于矿渣的 “铅银合金” 液滴。这个大液滴由于重量大，能非常顺畅地穿过较轻的矿渣，沉到炉底。冷却后，敲掉上面的渣壳，你就得到了一块结实的“铅银合金”块。
打个比方，这就像淘金：
如果你把含金的泥沙直接放进锅里加热，金子会化，但它会分散在黏稠的泥浆里，弄不出来。如果你倒进去一些水银（汞），水银会像铅一样，把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小金粒“吃”进去，形成金汞齐，金就被收集起来了。
这里的铅，就等同于淘金时的水银。它不是为了让银能熔（银本来就能熔），而是为了把分散的银“聚拢”起来，从矿渣里“救”出来。
所以，“溶剂”这个词，在冶金学上更准确的说法是 “捕收剂”或“载体” 。
随后，利用铅的比重较大这一特点，先将铅银合金与渣滓分离。
接下来才是关键的一步：将铅银合金继续加热，并持续鼓风。在高温和氧气的作用下，铅优先被氧化，生成氧化铅（PbO），而银则被留存下来。
这一过程需要一个关键的工具——灰窠[kē]。工匠用上等的炉灰制成一个浅底的容器，将铅银合金放在其中加热。熔融的氧化铅会被多孔的炉灰吸附、渗透进去，灰窠里最终留下的，便是纯净的液态银。冷却之后，便是银铤、银饼。而被灰窠吸收的氧化铅，冷却后形成的黄色粉末，便是中药里的 “密陀僧” ——一个源自波斯语“مرداسنگ”(murdāseng，意为“铅的浮渣”)的音译词。
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炼银渣块，经化验含有大量氧化铅，正是灰吹法应用的直接物证。那些沉睡了千年的渣块，沉默地证明着：唐代工匠已经在实践中掌握了这套复杂的化学分离流程。
三
所谓密陀僧，简单来说，它就是炼银炉底沉积的氧化铅（PbO）。考古发现的何家村炼银渣块，就是它的实物证据。
“密陀僧”通常为黄色或红褐色的粉末或块状，很重且质地柔软。在唐代，它主要作为中药使用，具有燥湿、杀虫、收敛、防腐的功效，常用于治疗湿疹、疥癣、狐臭、溃疡等皮肤问题。此外，也用作油漆催干剂、陶瓷釉料和颜料等。
由于含有铅，密陀僧有毒。长期或大量使用可能导致铅中毒，因此现代已严格限制其内服。
“密陀僧”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名字也大有来头。它并非中文原生词，而是波斯语“مرداسنگ” (murdāseng) 的音译，这个词的本意是“铅的浮渣”或“不纯的石头”-。
这个名字在唐代传入中国，并最早见于当时的医药典籍，是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它在古代文献中也有“没多僧”、“炉底”等别名。后来在流传中，也附会出了与“阿弥陀佛”相关的传说：
相传在嵩山一带，有个樵夫受惊吓后得了怪病，突然失音，说不出话来。后来，一位云游的僧人用一种“似铜非铜、似金非金”的矿物粉末治好了他-。樵夫感激地询问药名，僧人并不回答，只是口念“阿弥陀佛”-。
后来，樵夫偶然发现，银匠铺炼银炉底的残渣-和僧人用的药一模一样。他试着用它给人治病，果然也有效。当别人问起药名时，樵夫想起僧人念的佛号，便灵机一动，给它取名“密陀僧”。
四
采矿、选矿、冶炼、铸锭——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采矿阶段，唐代工匠已经掌握了多种技术。除了用铁锥、铁锤敲击之外，还广泛使用 “烧爆法” 。矿工用柴火将含有银矿脉的石英岩壁烧热，然后猛然泼上冷水。岩石因热胀冷缩而崩裂，矿石便自动脱落。这种方法看似原始，实则运用了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效率远比单纯硬打要高。
矿石采出后，要用臼捣碎，再上磨研磨，以绢罗筛细，然后用水淘洗。黄色的石质被弃去，黑色的银矿粉留下来。这些银矿粉被送入冶炼炉，与铅一起熔炼，再经灰吹法提纯，最终铸成银铤。
唐代的银铤主要有笏形、饼形和船形几种。笏形铤最为通行，形似官员上朝时所持的笏板。这些银铤大多凿刻有铭文，记录用途、事由以及官员的官职身份和姓名。比如：
- 进奉者与事由：如“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
- 产地与重量：如“鄱阳郡采银丁课银壹铤伍拾两”。
- 责任官吏与工匠：包括“专知官”、“典”、“匠”等名字，体现了“物勒工名”以保质量的传统。
- 税赋：用于上交各种税收，如“阳朔县限税银铤”-和“信安郡税山银铤”。
- 军费与赏赐：用于军队开支或赏赐功臣。
- 和市：用于政府的大宗采购，如“安边郡和市银壹铤”。
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物来印证。例如，“桂州经略使贞元三年元旦进奉银壹铤重伍拾两”银铤，它的铭文就清晰记录了这是在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由地方军政长官“桂州经略使”作为“元旦进奉”而铸造的五十两官银。
这种详尽的铭文相当于一份“质量保证书”，用官员的职责和身份来担保银铤的成色与重量。它们被用于进奉、军费、税赋、赏赐等官方用途。
一块银铤，从矿山到国库，从国库到军帐或宫廷，承载的是一个庞大帝国的财政运转。
五
如此庞大的产业，自然离不开严格的管理。
唐代后期，主管盐、铁、茶专卖及征税的最高官员，叫作 “盐铁使” 。“铁”在这里是广义的，泛指矿冶——包括银、铜、铁、锡等金属的征税与管理。盐铁使有时与转运使合为一职，权力极大，掌管着天下财赋、铸钱、转运等事务。
在盐铁使之下，地方设有具体的“院”来负责矿冶事务。郑君的官职正是“知盐铁信州院”——信州院的负责人。他的职责，大约包括监督开采、组织冶炼、征收矿税、上缴成品。院子里那“计银数万两”的矿石，正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一批货物。
然而，官府与矿山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贞元九年（793年），唐德宗曾下诏允许五岭以北的银坑由百姓开采。但到元和三年（808年），朝廷又下令禁止五岭以北正在开采的银坑。政策的摇摆，折射出帝国财政的焦虑——一方面需要银来缓解“钱荒”，另一方面又担心私采影响铜钱铸造和国家收入。
盐铁使的职能之一，便是“禁断”私采。德宗时的韩洄、宪宗时的裴休，都曾奏请禁断银坑。郑君杖笞那个“顽夫”，或许不只是因为他“恐胁茶酒”，更因为他“不察所从来”——来历不明的人出现在官办的冶炼场，本身就是一种安全隐患。
六
回到那个顽夫。
他被郑君擒获，笞脊，拖走，却“色返扬扬”，喊出那句诅咒般的预言。矿石炼完，“果竟不变”。郑君怒而将他枷送江西盐铁使李公处，李公“棒杀之”。然而旬日之后，他又回来了。郑公“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埋狱中”。第二天一早，他竟又从门里走了进来。这一次，他说：“我本与汝作戏，矿但重炼，无虑也。”然后离去。郑君去看埋尸之处，“悉已无矣”。银子终于炼成，顽夫再未出现。
这个故事被归入《太平广记》的“道术”类。从志怪小说的角度看，顽夫无疑是精怪或妖邪，以戏弄冶炼为乐。但若将它放回唐代矿冶业的真实背景中，我们或许能读出另一层意味——
冶炼失败。在灰吹法的实际操作中，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火候不当，温度过高则银被过度氧化，过低则铅银合金“冻死”；矿石杂质过多，无法分离；灰窠质量不佳；铅的配比不当……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不变”。
顽夫的出现与消失，或许正是这些技术难题的人格化。他是“不确定性”的化身，是矿冶生产中那些无法被完全掌控的变量——矿石品相的波动、炉温的起伏、工匠手艺的差异。郑君与顽夫的较量，本质上是一场人与技术的角力。最终，顽夫说“矿但重炼，无虑也”，银便炼成了。这何尝不是在说：冶炼之道，无非是反复尝试、不断调整，直到找到那个正确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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