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近代历史事件，后世的讨论常常会把重点放在事件本身，却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一桩性质恶劣的案件，最后会落得这样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结局。发生在民国末年的景明大楼事件，就是这样一件事，它不只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背后折射出当时国家积弱、政府对外妥协的现实，放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看，更能读懂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权依靠美国的援助维持内战，大批美军、美侨来到国内各大城市。汉口作为长江中游的重镇，有不少美国人在此居住、工作，景明大楼就在汉口鄱阳街，原本是英资洋行的建筑，战后改成外侨公寓，还设有美国空军临时招待所，不少美孚公司职员、美军军官都住在这里，属于当地外国人的社交场所。1948年，解放战争局势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对于美国的援助更加依赖，在处理涉及外国人的纠纷时，当局往往处处退让，这也为后面这起惨案埋下了伏笔。
1948年7月，住在景明大楼的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副经理利富，即将调离汉口回国。他和美国空军少校乔治·林肯商量，打算办一场送别舞会。两个人并没有打算办普通的社交聚会，他们找到菲律宾籍乐师赛拉芬，委托对方帮忙安排舞会，明确要求只邀请中国女性，不能有中国男性到场，还许诺了酬劳，让赛拉芬代为邀约女宾。
赛拉芬又联络华人中间人章月明、杨玉麟等人，对外编造说辞，谎称这是给国内富商办祝寿的家庭舞会，用礼品和报酬做诱饵，四处邀约女性前来赴会。前来的人员成分很复杂，有舞厅的歌女，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员的家眷、地方上的名门闺秀，还有年纪很小的少女。史料记载，到场女性人数说法不一，大致十几到三十余人，年龄跨度从十五岁到三十二岁不等。不少女性是抱着参加体面社交舞会的想法赴约，完全不清楚这场舞会背后的阴谋。
8月7日晚上七点，舞会在景明大楼五楼正式开始。女宾到场之后才发现，现场的男宾几乎全部都是外籍人士，里面既有美军军官，也有外国侨民。此时大楼的电梯已经被锁死，出入口也有人把守，想要离开十分困难。舞会进行到午夜，现场灯光突然熄灭，乐队人员撤离，局面彻底失控，在场的外籍男子对到场的中国妇女实施施暴。有受害女性拼死逃出大楼，跑到汉口警察局报案。接到报案之后，警局层层向上请示，拖延许久，直到凌晨三点多，警察才抵达现场，此时施暴的外籍人员大多已经撤离，现场只留下凌乱的痕迹，没有能够当场抓获嫌疑人。
事情很快就被媒体披露出来，《汉口晚报》率先报道这件事，消息传开之后，武汉乃至全国舆论哗然，民众强烈要求彻查案件，严惩施暴者。不少受害人家属，包括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家属，也向政府提出申诉，希望可以讨回公道。可国民政府此时首要考虑的是所谓中美邦交，害怕事件会影响美国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于是采取压制舆论、大事化小的处理方式，对外要求封锁消息，不允许大肆报道案件细节。
国民党中央派出监察院、外交部等部门人员到汉口开展调查，可调查工作推进得十分艰难。案件当中的主要外籍嫌疑人，利富、赛拉芬等人，在事发之后很快就逃往香港，其余参与事件的美军、美侨，也纷纷离开汉口。国民党当局没有办法对美方人员开展追责，也没有能力要求美方交出嫌疑人，面对民众的抗议，只能找华人中间人来承担责任。
1949年1月，汉口地方法院检察处对章月明、杨玉麟、刘宝山、曹秀英、章继宾五名华人中间人提起公诉。等到4月1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八个月，法院才做出判决，以妨害风化、意图营利的罪名，判处这五人有期徒刑一年到三年不等，剥夺公权。值得一提的是，曹秀英本身也是受害者，她年仅十五岁的女儿同样遭到侵害，却依旧被判处刑罚。而真正实施暴行的外籍人员，没有一个人受到中国法律的惩处，全部逍遥法外。
这件事和1946年北平的沈崇事件有着相似之处，都是驻华外籍人员在华犯下暴行，最后受害一方得不到应有的公道。在旧中国，国家主权不完整，外国人员在国内享有特权，即便犯下严重罪行，本国政府也很难进行审判。当时很多普通百姓，看到这样的判决结果，内心充满失望。不少人也看清，国民党政权只顾维系和美国的关系，并不顾及普通民众的尊严与权益。
景明大楼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个案。抗战结束之后，驻华美军在全国各地发生过大量的违法案件，很多案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在那个时代，国力孱弱，国家没有足够的底气维护本国公民的权益，普通人遭受侵害，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
直到今天，这桩旧案依旧会被人反复提起。有人会感慨旧时代的屈辱，也有人会思考，一个国家的强大，才能够守护普通人的尊严。历史无法改写，我们也很难去假设，如果当年国民政府能够强硬追责，结局会变成什么模样。只是这桩尘封的旧事，留给后人的思考，一直没有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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