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9·11”事件中救人牺牲,“红头巾男子”的故事将永远流传,韦尔斯·克劳瑟两岁时,母亲艾莉森轻轻地将刚出生的妹妹奥诺尔交给他。“照顾好她。”艾莉森·克劳瑟对儿子说。这句话其实不必多说。即使还是个幼儿,韦尔斯也知道该怎么做:如何抱住婴儿,如何托住她的头,如何保护她。母亲说:“他一直都有守护别人的一面,就像守护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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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恐怖分子驾驶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时,他成了戴着红头巾、拯救许多人生命的“守护天使”。韦尔斯大约6岁时,父亲杰斐逊给了他一条头巾和一块手帕,并告诉他,一条是用来戴的,另一条是用来擤鼻涕的。从那以后,无论去哪里、做什么,韦尔斯总会戴着一条红头巾。高中时,他会把红头巾戴在冰球和长曲棍球头盔里面。

进入波士顿学院后,他头戴红头巾走进理查德·麦高恩神父的大学一年级统计学课堂。神父问他,这是否与加里波第有关。韦尔斯回答说不是。麦高恩神父笑了。韦尔斯在波士顿学院参加长曲棍球队,每场比赛都戴着红头巾,并穿着19号球衣——那是他高中时期的号码。他1999年从波士顿学院毕业,到2001年时已是曼哈顿的一名股票交易员。他的办公室位于世界贸易中心南塔104层,视野极佳,但他始终在眺望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宏大、更有意义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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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给父亲打电话,说自己不想余生都盯着电脑屏幕。他希望以更实际的方式帮助别人,想加入纽约市消防局。这并不令人意外。16岁时,他就像父亲一样,在纽约州奈亚克的家乡担任志愿消防员。他知道消防工作意味着什么,知道其中的风险,也同样清楚这份工作的价值。2001年9月11日上午,175号联合航空航班撞入南塔后,韦尔斯定了定神,冲出办公室。实际上,从那一刻起,他成了一名纽约消防员。

他用随身携带的红头巾捂住口鼻,跑下楼去帮助低楼层的人们,并带领一些人脱险。他曾背着一名女子下了17层楼。随后,他又跑回楼上,用自己在冰场和长曲棍球场上那种鼓动队友的方式,劝人们站起来,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人。人们照他说的做了,最终逃了出去。韦尔斯却没有。6个月后,人们在“归零地”的废墟中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遗体与当日遇难的343名纽约市消防局消防员中一些人的遗骸在一起。他没有穿着他们的制服,也没有宣读过他们的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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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会想这些事,尤其是每次纪念日临近时,但我不能沉湎其中。没有意义,只会让我难过。而且,他的精神一直陪着我。我知道,也能感受到。我尽量把注意力放在积极的事情上。”这并不困难。因为对韦尔斯·克劳瑟而言,他留下的遗产,是那个最黑暗日子里最具积极意义的事物之一,并且在多年后依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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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的故事出现在纪录片和书籍中,其中包括妹妹奥诺尔撰写的一本儿童读物。在栗树山的波士顿学院,人们每年都会举办纪念他的路跑和橄榄球赛。本周五晚,波士顿学院老鹰队将在“红头巾赛”中迎战罗格斯大学队。以他命名的非营利机构——韦尔斯·雷米·克劳瑟慈善信托基金——也在延续这份遗产。该机构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生编写“红头巾项目”课程,教授那些对他而言近乎本能的能力,包括同理心、社会意识和负责任的决策。

母亲说:“我们的项目已覆盖40个州和4个国家。”本周二,美国总统特朗普向韦尔斯的母亲和妹妹佩奇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此举也让或许从未听说过韦尔斯、不了解他25年前所作所为的一代人认识了他。艾莉森·克劳瑟深受触动。她说:“仪式很美。”在华盛顿举行的仪式上,她看到韦尔斯在波士顿学院的朋友、长曲棍球队队友,以及奈亚克“帝国云梯消防队”的成员。韦尔斯曾在那支消防队担任志愿消防员。看到这些人,她感到极大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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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四,也就是美国和世界暂停脚步、追忆2001年9月11日事件前一天,艾莉森·克劳瑟正在新泽西州与一群中学生交谈。她告诉他们,儿子当天所做的一切当时为何重要,如今又为何依然重要。韦尔斯·克劳瑟以深厚的同理心度过一生,也在拯救他人时失去了生命。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爱。“红头巾男子”的故事将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