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成都。西南局领导班子调整名单送到宋任穷手里时，他注意到的不是自己的职务，而是副书记之间的排序：自己列第一，张际春第二，李井泉第三。
这份安排让宋任穷一度提出异议。他认为，论资历、论经历，张际春和李井泉都不应排在自己后面。话说得直接，却不是争权，更不是对中央决定不满，而是他对干部情况有自己的判断。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正在于当时西南局的排名，并不能只看谁在地方任职时间长，也不能简单按照某一场战役中的职务来排列。军队、地方、中央之间如何衔接，才是调整领导班子时要考虑的大问题。
张际春并非后来才突然进入核心岗位的人物。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党系统内从事革命工作，参与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环境骤然恶化，他离开原来的工作区域，转入新的斗争。
1928年，张际春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随后上井冈山。此后，他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到1931年，他已经担任师政治委员，后来又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公略学校政治委员等职。
这些经历说明，他并不是只熟悉机关事务的干部。红军时期的部队政治工作，既要做思想动员，也要处理军政关系，尤其在战斗频繁、人员流动很大的情况下，政治委员承担的责任相当重。
抗日战争时期，张际春有较长时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后来转到北方局从事宣传工作。1943年，他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开始更多参与根据地和部队的实际领导工作。
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他调任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在刘伯承、邓小平之后，他是二野重要的第三位领导干部。
这个“第三号首长”的位置，不是泛泛而论的称呼，而是与二野长期形成的领导分工有关。刘伯承负责军事指挥，邓小平主持政治和战略决策，张际春则在政治工作、组织建设和部队管理方面承担重要职责。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新的阶段。刘邓大军向西南进军，张际春随军南下，先后担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进入西南局领导班子。军事系统的职务，使他不能只以西南局副书记的身份来衡量。
宋任穷的经历则有所不同。他同样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长期在地方和战略区工作。解放战争后期，他曾在华东野战军担任副政治委员，但主要并不直接负责部队日常指挥。1949年云南解放时，他担任第三兵团政治委员，和当时在西南战场工作的张际春存在上下级关系。
宋任穷在云南工作两年，对地方情况有了较深了解。云南地域广大，民族、边疆、社会秩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接管、剿匪、生产恢复和政权建设，都需要较强的地方工作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把他调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并非单纯依据军队资历。此时邓小平调往中央工作，刘伯承已经到南京军事学院任职，西南局主持全局工作的重任，主要落在贺龙身上。领导班子必须重新分工。
张际春虽然排名第二，却兼任西南军区政治工作，军地两头都有任务。军区部队的思想建设、干部管理和政治机关运转，不能轻易放下。若再由他全面主持地方事务，精力和工作重点都可能受到牵制。
李井泉的情况也很特殊。他长期跟随贺龙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都曾与贺龙搭档，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军政工作较为熟悉。1952年，他又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的四川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个省。此前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区，统一后事务极为繁重。粮食、交通、治安、干部调配以及地方政权建设，都需要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坐镇。
所以，李井泉排在第三，并不意味着能力或资历不足；张际春排在第二，也不意味着他在二野的地位被削弱。三人的位置，实际上分别对应地方主持、军区政治工作和四川一省的具体治理。
宋任穷提出异议后，贺龙没有展开复杂解释，只说了一句：“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不要再提了，安心上任吧！”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点明了当时干部任用中的一个原则：个人资历要看，现实分工更要看；过去的排名要尊重，眼前的工作需要也不能忽略。宋任穷随后接受安排，成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张际春和李井泉则分别承担各自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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