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北京，邓金娜带着大儿子走进郝治平的家。多年未见，郝治平一眼认出了她。母女俩没有多说话，只是紧紧抱在一起，眼泪很快落了下来。
屋里还放着一只玩具熊，名字叫米什卡。郝治平指着它说：“你还记得给它做的小衣服吗？它一直穿着。”这句话，让邓金娜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她低声说：“妈妈，我太不知好歹……”
这场重逢的背后，牵着一个特殊家庭几十年的牵挂。邓金娜不是罗瑞卿、郝治平的亲生女儿，却从1950年起，成为罗家的一员。
那一年，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出差到广东时，遇到了邓金娜的母亲。邓金娜是烈士邓发的女儿，幼年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回国后不适应南方湿热的天气。她的母亲提出，希望把孩子送到北京读书。
罗瑞卿当即答应。答应之后，他才想到家中的孩子已经不少，自己还没有和郝治平商量。于是，他写信说明情况，却故意算准时间，让信和孩子几乎同时到家，根本没有给妻子留下“反悔”的余地。
信中有一句话很能说明罗瑞卿的性格：“事情没有办法，也应该照顾。”这不是临时起意的怜悯，而是他对烈士遗孤的一份责任。邓发于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牺牲，王若飞、博古、叶挺夫妇等人也在同一事故中遇难，这就是党史所称的“四八烈士”。
郝治平没有把邓金娜当作客人。家里孩子有的东西，金娜也要有。别人寄来衣服、鞋子和绸带，她总让金娜先挑。闲下来时，她陪金娜做手工，看着这个手巧的孩子给洋娃娃和米什卡缝制衣服。
罗家孩子多，生活并不轻松。郝治平先后养育多个孩子，家中还包括罗瑞卿前妻留下的孩子。即便如此，金娜来了以后，家里并没有把她单独区分出来。她有自己的床铺、衣物，也有参加家庭生活的资格。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郝治平为难的，并不是多养一个孩子，而是金娜长大后的性格变化。金娜在苏联长大，接触过较为开放的生活方式。高中毕业后，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周末有时和同学去北京大学参加舞会，回家晚了，母亲自然放心不下。
一次，郝治平因她晚归而追问，第二天早晨又敲了很久的门。金娜不开门，也不回应，直到警卫员准备从门上小窗查看，她才若无其事地出来。郝治平对自己的孩子一向严格，偏偏面对金娜，总担心管得过重伤了孩子的自尊。
她只好对罗瑞卿说：“女儿大了，你去管管吧。”罗瑞卿却没有大发脾气，只是表示，只要不影响学习，年轻人的交往可以由她自己决定。这样的处理，既有长辈的关心，也保留了孩子成长所需要的空间。
后来，金娜认识了越南青年李新华。罗瑞卿得知后，没有简单反对，而是问起对方家庭情况。李新华的父亲李班曾任越南外贸部副部长，与周恩来有交往。了解这些情况后，罗瑞卿没有再干涉，郝治平虽然仍有担忧，也接受了女儿的选择。
1965年，金娜与李新华大学毕业，在越南驻华大使主持下按越南习俗举行婚礼。罗瑞卿和郝治平送去礼品与贺信。婚后，金娜前往越南，在公公安排下到外贸学院任英语教师。
1966年后，越南战争加剧。金娜一家辗转躲避，生活缺少保障，国内的罗家人始终惦记着她。遗憾的是，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去世时，远在越南的金娜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对郝治平而言，丈夫离开后，家中少了主心骨，也少了一个总替金娜说话的人。
1983年，金娜得知亲生母亲去世，立即写信给廖承志，请求回国奔丧。为了凑路费，她卖掉了佩戴18年的金戒指，并清偿了在越南的债务。中国驻越南使馆得知情况后，为一家四口回国提供了帮助。
办完母亲葬礼后，金娜打电话给罗瑞卿的长子罗点点，告知自己要去北京看望郝妈妈。她带着大儿子赶到北京，才有了开头那场重逢。交谈中，她反复提到童年往事，也向郝治平道歉。郝治平没有责怪，只问她这些年过得怎样。
之后，金娜一家定居广州，夫妻二人被安排到暨南大学工作。郝治平仍住在北京，节假日常打电话询问她的生活。那只穿着小衣服的米什卡，也一直留在郝治平身边，成为邓金娜童年生活中没有被岁月带走的一件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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