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开元年间，长安一处药铺里，一位白发渐多的士人拿着方册询问药工：“这莲子草膏，真能使白发转黑吗？”药工没有把话说满，只答道：“可润发，也可染色，至于能否尽复青丝，还要看人的年岁与发质。”
这几句假设性的问答，倒接近古代染发的实际情形。古人确实有染发、染须的办法，但所谓“白发重新生黑”，往往不是改变毛囊，而是借助药材、油脂和染液覆盖发丝颜色。效果有长有短，远没有后世化学染发那样稳定。
在传统观念中，头发不只是容貌的一部分。《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强调的是不可轻易损伤身体，并不等于古人拒绝修饰头发。相反，梳发、束发、傅粉、涂脂，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女子讲究云髻与乌鬓，男子也会整理须发，以免显得衰老憔悴。
古代较常见的染发材料，多从植物和食物中寻找。黑豆便是其中一种。部分医方记载，先将黑豆置于醋中浸泡，再煮取汁液，过滤后反复涂抹发丝。醋有助于萃取颜色，也能使发丝暂时吸附深色物质。不过，这类方法更像“染上颜色”，而不是让已经变白的头发恢复生长时的黑色。
覆盆子也曾被用于乌发。把果实捣烂取汁，涂在头发上，理论上能够留下浅淡色泽。只是果汁容易褪色，保存也不方便，使用时还可能沾染衣物。因此，它更适合临时修饰，难以承担长期染发的作用。古书中的“乌发”二字，有时指颜色变深，有时指头发润泽，并不能一概理解成彻底返黑。
有意思的是，真正被医家反复提到的，往往不是黑豆，而是鳢肠，也就是后世常说的旱莲草、墨旱莲。它的汁液颜色较深，古人将其捣取、煎煮，再与芝麻油、猪脂或其他辅料调和，制成膏状或油状物，用于涂发。
唐代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保存了不少乌发方的线索。相关做法讲究火候、浸泡和过滤，使用前还要先清洁头发。有的方子要求用温热米汤润发，再把药膏均匀抹开。米汤含有淀粉，涂后能让发丝较为顺滑，也便于油膏附着。
这类方法的特点，是染发与护发混在一起。植物汁液负责上色，油脂负责减少干涩，米汤则起到润发和辅助定型的作用。古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染发剂”概念，却已经懂得把清洁、滋润和修饰结合起来。
男子染发染须，在史料中同样不罕见。《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染其须发”，说明他曾通过改变须发颜色来修饰外貌。王莽生于公元前45年，死于公元23年，活了六十八岁。史书的记载重点，在于他借助外表营造形象，并不能证明当时已经有成熟统一的染发技术。
宋代苏轼诗中有“膏面染须聊自欺”一句，把涂面、染须写成一种自我排遣，也透露出士大夫并不陌生于修饰须发。对官场人物来说，须发颜色有时还带着身份意味：太早显老，容易被视为衰弱；过分染黑，又可能被讥为强作年轻。分寸拿捏，颇有讲究。
女子使用的则不只是一时性的染膏。古代发油常以植物油、动物脂和香料调制，梳头时蘸取少量涂在发丝上，主要作用是减少毛躁、增加光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述某些药材具有“长发”“令黑”等传统功效，但这些属于本草经验，并非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临床结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代所谓天然材料并不等于绝对安全。乌头等药材本身具有毒性，某些金属矿物也可能造成伤害，炮制和用量稍有不当，便会刺激头皮甚至引起中毒。古人使用这些方剂，往往依赖药铺、医者或家传经验，绝不是随手混合便可安心涂抹。
染发也并非中国独有。古埃及人使用散沫花，使头发和指甲呈现红褐色；罗马人曾用醋与含铅物质处理头发，借助化学反应制造深色；欧洲一些地区还用胡桃壳、草木灰等材料改变发色。不同地域的发色不同，选择的原料和追求的色调自然也不一样。
所以，古人面对白发时，通常有三条路：以植物汁液暂时染色，以油脂和米汤养护发丝，或者干脆通过发式、帽冠和簪笄遮掩。能否真正恢复乌黑，受年龄、身体状况和材料效果影响很大。医书里的“乌发方”，更多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容貌和养生的理解，而不是一张保证白发返黑的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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