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洛阳南宫，刘邦刚刚击败项羽，坐上皇帝之位。他没有急着谈封赏，而是问身边的大臣：“我为什么能得到天下？”群臣各自回答，刘邦却说：“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领兵决战，我不如韩信。”
这段话出自《史记》，并非刘邦故作谦虚。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此三者，皆人杰也，而我能用之。”高明之处，恰恰在这个“用”字。
毛泽东评价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看中的恐怕不是他的出身，也不是他的个人武勇。刘邦没有项羽那样的贵族背景，也没有韩信那样的军事天才。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能判断形势，能把不同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还能在关键时刻作出取舍。
刘邦早年只是沛县泗水亭长，职位不高，却很懂得与人相处。萧何、曹参是县吏，樊哙是屠夫，周勃以织席为生，灌婴原本只是布贩。这样一群人，身份、性格、能力完全不同，却逐渐聚拢在刘邦身边。说到底，他有一种让人愿意跟随的本事。
这种本事并不只是豪爽。刘邦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也能容纳曾经站在对立面的人。陈平原先跟随项羽，韩信也曾在项羽军中任职，英布更是从楚军阵营转投汉军。刘邦没有因为他们的过去便一概不用，而是看他们能不能为自己所用。
有意思的是，刘邦对人才的判断，并不拘泥于品行上的完美。陈平曾被人指责贪污，绛侯周勃等人也对他颇有疑虑。刘邦却问得很实际：“陈平有什么才能？”听到他善于谋划，便让人继续考察，而不是马上弃之不用。
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懂得区分大事与小节。帝王用人，若只挑选毫无瑕疵的人，往往一个也用不上；若只看能力、不设约束，也容易养成祸患。刘邦的办法，是把人放在能发挥长处的位置，同时保留制衡手段。
他对民心的判断，也比项羽更清醒。攻入咸阳后，刘邦面对秦宫中的财宝和美女，曾一度想留下享用。樊哙、张良劝阻后，他很快撤出宫室，驻军霸上。随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明确杀人偿命、伤人治罪、盗窃受罚，秦朝原有的繁苛法令暂时废止。
“秦法太重，百姓早已不堪其苦。”这句话，刘邦未必亲口说过，却准确概括了当时的局面。他明白，关中不是一座夺下来的城池，而是一块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据地。谁能让百姓觉得生活有转机，谁就能得到粮食、民夫和地方支持。
项羽进入关中后大肆屠杀，又焚烧咸阳宫室，关中百姓对楚军逐渐失望。刘邦并非仁厚到没有杀伐，但他懂得什么时候该收敛，什么时候必须强硬。对百姓示宽，对敌手施压，这是一种政治分寸。
刘邦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特点：能够承认自己不如别人。韩信提出“汉中对策”后，刘邦采纳其建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重新夺取关中。彭城战败时，他没有因颜面受损便抛弃谋臣，而是继续听取张良、萧何等人的安排，转向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长期周旋。
这场战争不是单靠一场决战赢下来的。刘邦打不过项羽时，就换打法；正面受挫时，就争夺粮道；部队不足时，就依靠关中和关东的人力补充。项羽追求一击制胜，刘邦则能接受反复拉锯。不得不说，能忍受暂时失败，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政治能力。
他的决断同样十分鲜明。公元前209年，刘邦押送徒役前往骊山，途中不断有人逃亡。按照秦法，徒役逃脱，押送者很可能获罪。刘邦没有继续押送剩下的人，而是在芒砀山一带释放徒役，并带着其中愿意跟随者起兵。那一刻，他已经看清秦朝气数将尽，也敢于切断原来的身份。
但刘邦并非一味宽厚。称帝以后，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先后被处理，背后既有谋反嫌疑，也有中央政权对地方兵权的深刻不安。这样的做法带有明显的政治残酷性，不能简单美化。然而从巩固汉初政权的角度看，刘邦确实在迅速清理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
更能体现他政治手腕的，是对待功臣的方式。封赏要足够，防范也不能放松；既要让将领相信跟随自己能得到回报，又不能让地方势力坐大。后来他分封刘氏宗亲，正是对异姓诸侯格局的重新调整。这里面有猜忌，也有制度安排。
刘邦的高明，还在于知道什么时候采纳意见，什么时候不被意见牵着走。郦食其曾劝他分封六国后代，刘邦一度准备照办，张良指出这样会让诸侯重新获得号召力，他立即改变主意。换成刚愎自用的君主，往往不愿承认自己判断失误；刘邦却能转弯。
所以，刘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人，甚至有贪生、好色、刻薄的一面。他的优势也不在于道德无瑕，而在于贴近现实，懂人性，善于把个人欲望服从于夺取和守住天下的大局。
从沛县小吏到汉高祖，刘邦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全能，而是把张良的谋略、萧何的治理、韩信的兵法和众多将领的力量，拼成了一部能够运转的政治机器。毛泽东所说的“高明”，正落在这里：自己未必样样第一，却能让天下最有本事的人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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