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9日，山东济南附近，徐志摩乘坐的邮政飞机失事。34岁的诗人遇难，消息传到上海时，最先面对这场后事的，却不是他的遗孀陆小曼，而是前妻张幼仪。
那天深夜，张幼仪收到电报。电文很短，分量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她与徐志摩早已离婚，按常理，这件事本不该由她出面，可真正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候，旧日婚姻留下的责任，并没有随着一纸离婚书彻底消失。
徐志摩的遗体伤势严重，辨认和转运都十分困难。济南当地有人协助收殓，遗体暂时安置在棺木中。张幼仪没有停留在悲痛里，她开始联系亲属、筹办运送，并设法让遗体能够运回故乡硖石。
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徐志摩遇难时，徐积锴年仅13岁，尚不能独立处理父亲的遗体和葬礼。陆小曼又因身体和情绪等原因没有及时承担全部事务，于是张幼仪与弟弟张禹九等人，成了后事真正的操持者。
遗体从济南运回并不顺利。交通受阻，路途遥远，直到数月后，棺木才抵达硖石。为了让亲友能够祭奠，张幼仪请人对遗体进行整理。那不是体面的仪式，而是一项极其艰难的收尾工作。
寿衣和棺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定下来的。徐志摩身穿中式长袍，外罩黑马褂，使用传统棺木。这种安排符合徐家习惯，也便于当时的丧葬实际。更重要的是，遗体已经经不起反复搬动。
有意思的是，争执偏偏发生在公祭现场。
陆小曼抵达后，看见棺中的徐志摩，情绪突然失控。她眼中的丈夫，是穿西装、谈诗文、爱交际的现代文人，而不是被蓝色绸布包裹、安放在中式棺木里的亡者。
她哭着说：“这不是我的摩，寿衣要换，棺材也要换成西式的。”
旁人赶紧拦住她。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她是在故意胡闹，更多时候，那更像是一个人无法接受死亡时，对眼前现实的本能反抗。只是葬礼不是私人争论，尤其遗体已经破损严重，任何重新更衣的动作，都可能造成新的损伤。
场面僵住后，有人只好通知张幼仪。她赶到现场，听明白事情经过，没有直接与陆小曼争吵，只托朋友传话：“后事已经安排妥当，不能再动了。”
民间叙述中，这句话常被概括为“她说了不算”。话听起来强硬，背后却有现实依据。张幼仪负责筹措和安置，徐家长辈也认可中式葬仪；陆小曼虽然是现任妻子，却没有单独改变整个安排的实际权力。
更深一层看，陆小曼反对的未必只是衣服和棺材。寿衣是张幼仪置办的，葬礼也是张幼仪在操持。丈夫死后，前妻反而成了最能作决定的人，这种刺痛，恐怕比一件衣服的样式更难承受。
徐志摩生前在北京、上海之间奔波，经济压力一直存在。关于他为何搭乘那次航班，后世有多种说法，包括免费机票、赶赴行程等，但不能简单把飞机失事归咎于陆小曼的生活方式。婚姻中的矛盾可以讨论，意外死亡却不能被写成谁一手造成。
葬礼最终仍按原定方式举行，徐志摩安葬于硖石东山。张幼仪没有把这场争执扩大，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与陆小曼互相指责。她所坚持的，是让遗体少受一次折腾，让葬礼能够完成。
1933年清明，陆小曼曾独自前往硖石祭扫。此后，她与徐志摩之间只剩墓地、诗句和回忆。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长期与翁瑞午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正式结婚。她后来身体状况恶化，生活也不复从前。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病逝于上海，终年62岁。她生前留下的愿望，是死后与徐志摩合葬。侄辈为此写信给徐积锴，但徐积锴拒绝了。
徐积锴的态度并不难理解。徐家对陆小曼始终存有成见，他本人又记得继母与父亲婚姻中的冲突，也记得当年葬礼上的争执。在他看来，合葬不是一句遗愿就能决定的事，还牵涉父亲、祖父母以及徐家旧有的家族秩序。
1988年，陆小曼的亲属出资，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为她修建纪念墓，碑上只刻着“先姑母陆小曼纪念墓”。她没有进入徐志摩的墓地，也没有实现与丈夫同葬的愿望。
一场葬礼，留下的并不只是寿衣与棺材的争论。徐志摩死后，前妻承担了具体事务，遗孀却失去了决定权；而两人此前的爱情、婚姻、矛盾，也在那具棺木前重新排列。那句“她说了不算”，说到底，既是张幼仪的坚持，也是徐家旧秩序在葬礼现场的一次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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