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武汉天河机场，东星航空的航班逐渐减少，停机坪上的飞机仍在，却已经难以维持正常运营。兰世立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经营危机，而是资金链、航空安全、航线审批和金融环境同时收紧后的全面压力。
那时的东星航空，曾被视为民营航空的一面旗帜。公司成立于2005年前后，赶上了国内航空运输市场改革的窗口期。兰世立敢于租赁飞机、开辟航线，把一家民营航空企业推到了公众视野，也把自己推上了财富高峰。
但航空业从来不是普通生意。飞机可以租，航线可以申请，客流却不会永远增长。燃油价格、机场起降费、飞机租金、人员成本，任何一项出现波动，都会迅速传导到企业账面。表面上飞机在天上飞，背后却是大量现金不断流出。
兰世立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并不只是他创办了东星航空，而是他总能在失败之后重新起步。早年，他出生于湖北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在供销系统工作。按当时许多人的想法，接班、吃上公家饭，已经是稳妥的人生安排。
他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
参加工作后，兰世立考入武汉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那份工作足够稳定，却没有让他停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的热潮涌动，他辞去公职，开始在市场中寻找机会。家人不理解，朋友也觉得风险太大，他却认定，稳定并不等于出路。
创业初期并不体面。推销产品时被拒绝，资金紧张时借宿他处，生意失败后重新寻找方向，这些经历后来被他反复提及。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他在武汉大学附近接触到电脑耗材生意。
那时电脑尚未普及，耗材销售却有明显的增长空间。兰世立抓住机会，成立东星电子公司，后来成为国际电脑品牌的代理商。第一桶金来得并不神秘，靠的是对市场空白的判断，以及比别人更快的行动。
有意思的是，成功也在此时埋下了另一颗种子。电脑生意做起来后，他把目光投向餐饮、旅游和房地产。东宫、西宫等餐饮项目一度生意兴旺，现金流看起来十分充足。可市场环境变化后，门店收入下滑，房租、工资和债务接连压来，他曾因经济纠纷受到司法处置，第一次尝到失去自由的滋味。
有人劝他说：“摊子铺得太大，还是收一收吧。”
兰世立的回答据媒体转述大意是：“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做不成？”
这句话很像他的性格。敢闯，是他能够翻身的重要原因；不肯收手，也成为后来风险不断放大的根源。
摆脱早期困境后，他进入旅游和房地产领域，买断武汉龟山电视塔部分经营权，收购旅行社并取得出境旅游经营资格。资本、人脉和项目迅速聚拢，东星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外界开始注意到，这已经不是单一企业家的创业，而是一场跨行业扩张。
2005年前后，东星航空成立。民营航空市场开放，为兰世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采用较为激进的扩张方式，在航线和机队方面持续投入。东星航空一度拥有较高知名度，兰世立也因此成为湖北商界的重要人物。
关于他最辉煌时期的身价，媒体曾出现约200亿元的说法，但这类数字更多是对企业资产、项目估值和个人财富的综合估算，并不等同于可自由支配的现金。企业看起来越大，维持它所需的资金往往越多。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兰世立试图把航空、旅游、酒店、景区连成一条产业链，希望用航空带客流，用旅游项目承接消费，再以酒店和地产获得回报。构想并非没有道理，难点在于每个环节都需要长期投入，任何一处不能产生稳定现金流，整条链条都会变成沉重负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全球市场，航空业受到明显影响。东星航空客源、成本和债务压力集中爆发，最终在2009年停航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兰世立随后因相关经济犯罪案件被判刑，企业扩张也由此终止。
出狱以后，他并没有彻底离开商业圈。相反，他继续尝试进入旅游、跨境消费等领域，推出低价旅游项目。低价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商业模式能否持续，合同条款和资金安排是否经得起核查。
2016年，兰世立与新疆麦趣尔集团之间的纠纷引发关注。他曾公开指称对方涉嫌侵害东星相关资产；同一时期，广东警方通报其涉嫌合同诈骗并被列为在逃人员。由于双方说法不同，舆论一度出现剧烈反转。此类案件最终仍应以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和裁判结果为准，不能只凭一纸声明判断是非。
多年奔波之后，兰世立曾返回国内，并继续释放重新创业的信号。对他而言，东山再起并不是第一次。只是航空业留下的教训十分清楚：胆量可以打开局面，却不能替代现金流；项目可以迅速铺开，却不能代替合规经营。至于这位曾经站在民营航空风口上的商人，能否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落脚点，答案只能交给实际经营和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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