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30日深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英国国旗即将降下，中国国旗准备升起。聚光灯下，英国末任港督彭定康神情复杂，解放军仪仗队已经进入会场。对英国而言，这不是普通的殖民地交接，而是一个延续百余年的帝国标志，到了必须交还的时刻。
很多英国人当时想不通：香港有优良港口，是亚洲重要金融中心，也是英国连接中国和东亚的支点。既然经营多年，为什么还要交出去？这个疑问背后，既有对香港利益的不舍，也有对中国变化缺乏判断。
香港问题的源头，要从鸦片战争说起。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1860年10月24日，《北京条约》签订，九龙界限街以南地区被割让。1898年，清政府又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
这三份文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香港岛和九龙属于割让，新界则是租借。到了20世纪后期，英国在香港实际控制的土地，大部分都包含在新界范围内。租期一旦届满，港九新界分开处理便不现实，香港的供水、交通、防务和城市运行都无法承受这种人为切割。
英国早就看到了香港的价值。维多利亚港连接东西方航线，香港又靠近中国腹地，既能转口贸易，也能作为金融和情报枢纽。殖民统治确实推动了香港现代港口和商业体系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获得平等权利。长期以来，华人参与政治和进入政府高层的渠道十分有限，殖民地制度的等级色彩始终存在。
有意思的是，英国谈判时常把香港的繁荣作为筹码，试图证明香港离不开英国管理。可是香港的繁荣有多重因素，既包括港口和制度，也离不开内地提供的市场、劳动力、资金和转口空间。把所有成果归于殖民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简化。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仍由英国控制，但中国政府从未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特殊时期，中国没有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并不等于放弃主权，而是综合考虑国际环境、香港民生和国家整体战略，选择保留解决空间。
到了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邓小平就香港问题展开会谈。撒切尔夫人刚经历马岛战争胜利，谈判姿态相当强硬。邓小平则把问题直接归结为主权，不接受把香港主权与英国治理能力混为一谈。
谈判中，邓小平曾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中国要解决的不是英国愿不愿意“赠还”香港，而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可以讨论如何过渡，却不能把中国领土的归属拿来讨价还价。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为回归后的制度安排提供法律依据。
英国并非没有继续施加影响的打算。回归前，港英政府推进政制改革，也曾在行政和立法安排上留下争议。英国希望把自身影响延续得更久，但这类操作改变不了主权归属。更现实的是，英国没有能力为香港打一场代价无法预估的战争。
2000年前后，流传着一则英国军界谈论香港回归的故事。据说，中国军官金一南在英国学习期间，曾与英国军事人士交流，有人质疑英国为何放弃香港。一位英国将领反问：“如果不交还香港，谁去和中国军队作战？”
这段谈话的具体细节，公开资料并不充分，不能当作完整史实来夸张渲染。但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英国真正面对的，已经不是1842年的清政府，而是拥有完整工业体系、核武器和现代国防力量的新中国。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都让外界重新评估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志与承受能力。
所以，英国交还香港，既不是突然慷慨，也不是单纯因为租约到期。租约是法律和现实的切入口，中国的主权立场、国家实力以及香港本身不可分割的地理条件，才共同决定了谈判的方向。
1997年7月1日零时，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会场升起。邓小平已于同年2月19日逝世，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刻。英国军舰驶离港口后，殖民统治在香港的历史正式结束。那句“谁去作战”，或许不是一份严密的外交文件，却点出了英国军官最不愿正视的现实：香港可以谈安排，不能谈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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