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人的饮食不是一道“古代美食题”，而是一道生存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饭桌上最重要的标准就不是色香味，而是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来支持耕作、服役和日常的劳作。秦统一天下之时，普通百姓的主食仍然是粟也就是现在的小米。稻米虽然早已种植但是受地域、水利以及产量等各方面所限并不是整个北方社会普遍使用的主粮。
粟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它适应了北方干旱农业环境，并且成熟期相对较短。秦人把粟脱壳后煮食，形态更接近米饭或稠粥而不是今天经过精细加工的小米食品。盐铁论·散不足中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这句话常常被用来表示当时成年男子的粮食消耗情况。但是古代“斗”容量、粮食是否带壳、不同身份和劳动强度之间差别等问题都要谨慎对待。它可以让我们了解粮食消费的大致尺度，但是不能简单地当作每个人每天固定不变的标准。
豆类也是粮食结构中的一部分。先秦文献常常把“菽粟”合在一起讲，“菽”主要指大豆。“大豆既可以榨取油脂又可以直接煮食，在当时豆腐、豆浆等后来所熟知的豆制品尚未成为普遍日常食品之前。” 对于普通人来说，粟、豆和其他杂粮轮换食用是由收成、地区和家庭储藏情况决定的。所谓的“吃得粗”，并不是仅仅因为口感而造成的，更深层次的是粮食加工技术、燃料条件和社会财富所造成的限制。
麦子在秦代已经种植起来但是麦饭和今天的面食不一样。将麦粒煮熟之后吃的叫“粒食”，要使小麦变成面粉还需要较成熟的磨制工具以及相应的加工过程。后世面食的发展，使麦子逐渐摆脱了粗硬难嚼的形象，但是不能把馒头、面条、烧饼等成熟面食习惯直接搬到秦人的饭桌上。秦代普通家庭更有可能遇到的是粟饭、杂粮饭或者煮熟的麦粒，而不是一盘精细面食。
副食差别大，则身份高低更加分明。蔬菜和野菜是很多家庭补充食物的重要来源，葵、韭、葱、藿等名称在先秦文献中频繁出现。肉类、鱼类和禽类并不完全不存在，但是它们的获得成本较高，不可能成为普通百姓每餐都有的配菜。《墨子·辞过》记载贵族宴饮时提到的蒸炙之物还有鱼鳖以及很多食器都是有条件性的存在。“肉食”更常出现在祭祀、节庆或者特殊的场合里而不是日常饮食的固定部分。
今天厨房中常见的番茄、辣椒、玉米、马铃薯和花生等，也不在秦代人的餐桌上。这些作物后来经过物种交流传入中国，并且在较晚的时候才逐渐被纳入农业生产和饮食生活之中。因此秦人调味的选择相对较少，盐、醯（醋），即酱类是文献中常见的味道来源，葱、姜等辛香植物用作增加风味的材料。“先秦文献所记录的礼制以及贵族饮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秦代每一个家庭实际的家庭菜单；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调味体系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
烹调方式也与现代人熟悉厨房不同。蒸、煮、羹、炙等方法在早期的饮食中很多，羹一般是把肉、菜或者谷物煮成汤食的，炙就是直接受火烤制的。文献里的“脍”指的是切细的生肉或者鱼肉，在礼制和上层饮食语境里出现较多，“但是不能由此推断出秦代百姓普遍吃生肉”。今天常见的猛火炒菜、复杂复合调味、多种油脂共同烹饪等，是经过后世炊具、燃料、食材以及加工技术不断变化才形成的饮食模式，不能简单地说成秦人“不会做菜”。
秦人的进食次数也不能用现代一日三餐来衡量。
先秦礼制文献里提到的“朝食”、“哺食”，就表示一天分两次吃东西的习惯。
不同阶层、季节、劳动强度与具体地域之间当然会有差异，但是午餐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现代概念。因此，从整体上说来，“难吃”不是秦人饭桌的主要问题所在，而是谷物优先、加工有限、肉食分化明显的问题所在。它主要是为了维持体力和延续家庭生产而设立的饮食方式，在口味享受方面排在生存之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米面选择、蔬菜种类以及炒菜方式，其实都是农业发展、技术进步和物种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
信息
①《盐铁论·散不足》，“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用来表示汉代文献中所表现出来的粮食消费尺度和粟在民生中的重要性。
④《礼记·曲礼上》，记载进食席位、羹（gēng）、醯酱（xīzhàng）、葱等饮食礼仪，是先秦饮食结构和调味方式的文献资料。
⑤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及相关出土遣策资料，记录牛、羊、猪、鸡、鱼、鹿等食物和羹、脍（kuài）、炙（zhì）、蒸（zhēng）、煮（zhuó）等烹调类别，可以参照秦汉之际上层饮食的丰富程度；其年代晚于秦代，不能直接视为秦人菜单。
⑥中国农业通史：对粟、麦、豆类及外来作物在中国农业和饮食中发展过程进行梳理，用以说明面食体系以及番茄、辣椒、玉米等作物进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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