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山西大宁、午城一带，八路军第115师代理343旅长李天佑和第686团团长杨得志，正在商量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事：给国民党第61军军长陈长捷送一封请帖。
请帖不是为了叙旧，也不是普通宴请。日军一支满载军需物资的辎重车队，正准备经过午城、隰县一线，向大宁方向转运。115师已经决定寻找战机，打一场伏击战。若能争取附近国民党军配合作战，战果自然更大。
李天佑很清楚，抗日战争不是哪一支部队的私事。八路军兵力有限，武器也不占优势，若能把友军力量调动起来，便可能让日军的运输线受到更大打击。
回到旅部后，他把想法告诉杨得志。杨得志当即赞成，随后说道：“不如请陈军长到686团来，边吃饭，边谈共同作战。”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真正办起来却有些尴尬。李天佑当时是343旅代理旅长，陈长捷却是第61军军长，单看眼下的职务，确实存在差距。可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前，李天佑曾任红一军团第4师师长，原本并非低于陈长捷。
改编之后，八路军各级番号和职务作了调整，许多干部实际上是“降格”使用。李天佑由师级干部转为旅、团级指挥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结果。杨得志等人自然明白这一层，所以送信时并没有把它看成低声下气的求见。
遗憾的是，陈长捷收到信后，并未接受邀请。据当时流传的说法，他把信放到一旁，认为一个八路军旅长没有资格请国军军长吃饭，还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会面。来送信的人碰了钉子，却没有争辩，只能返回复命。
李天佑听完后，只是笑了笑。他没有责怪来人，更没有因为对方的态度改变原定部署。抗日战场讲究的是枪口对准谁，不能把时间耗在军阶高低上。
但为了抗战大局，李天佑还是亲自去见了陈长捷。两人见面后，陈长捷对八路军能否正面击败日军并不乐观，甚至劝他们不要贸然行动。李天佑没有长篇争论，只留下一句：“战场上见。”
话说得不重，分量却不轻。
午城战斗打响后，115师各部迅速展开行动。343旅担负的任务，是在有利地形设伏，截击日军运输部队。李天佑把兵力配置、火力位置和撤退路线反复推敲，力求在突然袭击后迅速扩大战果。
战斗中，日军车队遭到猛烈打击。八路军利用山地和道路条件，集中兵力切断其前后联系，使日军的车辆难以展开。经过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一千二百余人，击毁汽车七十二辆，缴获机枪九挺、山炮三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343旅的伏击行动成为战役取胜的重要一环。
与八路军投入战斗形成对照的是，陈长捷率领的部队并未按李天佑的设想参加这次行动，而是远离了交战区域。对于李天佑来说，那封请帖没有换来援军，却让双方的作战态度有了清楚对照。
多年以后，两人又在天津相逢。此时已是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天津战役。李天佑担任东北野战军第38军军长，并负责西线作战；陈长捷则任天津警备司令，负责守城。
天津城防工事经过长期经营，守军人数众多。陈长捷曾宣称城防坚固，然而在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守军防线很快被突破。1月15日，天津全城解放，陈长捷被第38军第112师俘获。
得知消息后，李天佑立即赶到112师师部。有人准备把陈长捷押到军部见面，李天佑却摆了摆手：“不用押过来，我去见他。”
关押陈长捷的房间里，气氛十分沉闷。这个昔日的国军军长低着头坐着，听到门外有人进来，也没有起身。警卫员提醒道：“陈长捷，李军长来看你了。”
陈长捷身体一震，抬头看见李天佑，目光只停留片刻，便重新垂下头去。李天佑看着他，想起午城战斗前的那次会面，语气明显冷了下来：“陈长捷，你已经是败军之将，为什么还这样顽固？”
房间里没有回答。李天佑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十八年前，一封饭局请帖被轻轻搁下；十八年后，昔日的军长在天津城破之后低头相见。两次见面之间，变的是职务和战场，不变的是军队最终要用实际行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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