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绿皮火车晃了三十多个小时，总算到了省城。
我跟着邓俊峰出了站，一辆绿色吉普车已经等在路边。
穿军装的小伙子跑过来，敬了个礼，拉开车门。
我看了邓俊峰一眼，他嘴唇发白，没说话。
车拐了几道弯，停在一扇大铁门前。
哨兵持枪立正，门牌上写着几个字。
我腿一软，差点栽在台阶上。
嫁给他七年，生养了三个娃，他跟我说家里没什么人了。
可眼前这光景，哪里是“没什么人”的人家。
我回头看他，他躲开我的目光。
那一瞬间我明白过来，我这七年，过的压根就是一场糊涂日子。
01
1971年夏天，插秧时节，天热得稻田里能蒸熟鸡蛋。
生产队长站在田埂上喊我的名字，说省城来了七个知青，分到咱们队，你手把手教教他们。
我那年十九岁，念完初中就回来挣工分，干活是把好手。
我嘴里应着，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那帮城里的年轻人，能干啥？
七个知青站在田埂上，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男的提着行李，女的撑着伞，跟看戏似的看着我们弯腰插秧。
当天下午，他们被分到田里干活。
几个男的卷起裤腿下了水田，没走两步就东倒西歪，其中一个瘦高个儿，白净脸，弯下腰刚插了两株秧，整个人往前一栽，额头差点磕进泥水里。
旁边几个男的哄笑起来。
大队长家的儿子邓大勇最来劲，叉着腰站在田埂上喊：“城里来的秀才，你搁那儿绣花呢？”那瘦高个儿没吭声，直起腰，脸上带着泥浆，水顺着下巴往下淌。
邓大勇见他不出声，更来劲了，下了田一把推在他肩膀上，嘴里骂骂咧咧：“中看不中用，要你干啥，吃白饭啊？”瘦高个儿被他推得踉跄两步，一只脚踩进深泥里，拔不出来，整个人歪在田里，狼狈得不像样子。
我在旁边栽秧，实在看不下去了。
“大勇，你干啥呢？”
邓大勇回头看我，一脸不乐意：“慧芳，关你什么事？”
“他刚来，不会插秧学就是了，你上手推人算哪门子的本事？”
邓大勇哼了一声：“怎么，你看上这个城里来的白脸了？”
我没理他，走到那个瘦高个儿跟前，弯下腰帮他把陷在泥里的脚拔出来。
他抬头看我一眼，眼睛里带了些感激。
我说：“你别理他，插秧是这样的，左手分秧，右手插，别图快，先站稳了。”
他没说话，又弯下腰试了两株。这回比方才稳当了些。
收工时，他在田埂边的小水渠洗了手，走到我面前。
“今天的事，谢谢你。”
我摆摆手：“多大点事。”
他说：“我叫邓俊峰，省城来的。”
我说：“我知道，你们都自报过家门。”
他笑了一下，没再多说，转身追着其他知青走了。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走远。
太阳落山了，天边烧着一片晚霞，他走在霞光里，背影清瘦，和其他知青不太一样。
我说不上哪里不一样，就是觉得他步子迈得慢，不像别人那样着急走开。
晚上回家，我娘看我魂不守舍的，问我是不是中了暑。
我说没有，就是天热，乏了。
可那一宿，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总是晃着他弯腰栽进泥水里那一幕。
后来我才琢磨明白，大概就是从那一跤开始，我栽进去了。
02
那一年冬天，队里办起识字班。
队长说城里来的知青有文化，不能浪费了，让他们教大家认认字、读读报。
教室设在队部仓库里，搬了几条长凳，黑板上刷了锅底灰，凑合着能用。
邓俊峰站在黑板前，手捏粉笔头写了个“人”字。
“这个是‘人’字。一撇一捺，互相撑着。”
他在那撇上点了点：“这一撇，是干活的人。”又在那捺上点了点：“这一捺，也是干活的人。两个人互相搭把手，就成了一个‘人’字的架子。”
底下的人听得笑呵呵的，说这城里的秀才讲话新鲜。
我坐在最后一排，手里纳着鞋底，听得心不在焉。
散了课，大伙都走了，我还在收拾东西。
邓俊峰拍了拍黑板上的粉笔灰，走过来，手里捧着两本书。
“你要是不嫌弃，拿去看。”
我接过来，是《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纸页泛黄，边角都卷了。
我说：“我识字没那么多。”
“慢慢看，有不认识的字来问我。”
我嘴上应了声“好”，书却攥在手里没放。
那之后，我去识字班去得更勤了。
名义上是学认字，实际上为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爹娘看出了苗头，我娘找我说话：“慧芳，你听娘一句话，城里的知青不是咱村里人待得住的。人家是落了难才下来，早晚要走。”我没吭声。
第二年初春，邓俊峰在村口的柳树下等我。他手里攥着一封信，看了我半天，才开口：“慧芳，我想跟你在一起。”
风有点大，吹得柳条晃晃荡荡的。我没有说话，他就那样站着等，也不催。
“你不怕？”
“不怕。”
“我爹娘会不同意。”
“我就回去跟他们说，这辈子是你。”
我没有再说话，低下头走了。走了十几步，又停住，回头看他：“那两本书，我还没看完。”
他笑了，那是我头一回见他笑得那么痛快。
四月份，我偷了户口本去公社登记结婚。
回来我爹抽了半宿旱烟，我娘抹了一晚眼泪。
都说闺女不由娘，我这头犟驴，谁拦也拦不住。
新婚后第三天晚上，我做了几个菜，想着跟他说说家里的事。
我问他：“你家里的老人，要不要寄点钱回去？好歹是个心意。”他端着碗，筷子顿了一下：“家里没人了。”
“你爹娘呢？”
“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没接话，闷头扒了两口饭，搁下碗说队里还有事，起身走了。
我坐在桌边，看着那碗没扒完的饭，心里拧了个疙瘩。
结了婚的人，连家里几口人都不愿细说？
那顿饭凉了，我没再动筷子。
打那以后，我不再问他家里的事。
他不说，我就不问。
可我没想到，这一不问，就是七年的日子。
03
大宝两岁那年，二宝刚满月，返城的政策下来了。
消息是打公社传回来的，说有门路的都活动起来了。
队里三队有个姓周的知青，他爹是县里干部，头一个办完手续走了，走的时候村里还派人敲锣打鼓送了一程。
没过多久，七个知青走了五个。
剩下的两个里头，就有邓俊峰。
那天傍晚，跟他同批插队的李东升来找他，在院子里站了半天。
李东升说公社那边递了话，他爸托了关系，能给他弄一个返城指标，问他要不要。
邓俊峰蹲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根旱烟，没有接话。
李东升又劝：“你在这儿能有什么出息啊？教个识字班拿三五个工分，回去了，去厂里当工人，总比在这穷乡僻壤强。”邓俊峰把烟头摁灭，说了一句话：“我走了，她一个人带两个娃娃，怎么办？”
李东升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拍了拍他肩膀，走了。
夜里，慧芳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睡着。
她背对着他，声音闷闷的：“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邓俊峰没吭声。
她等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大宝还小，二宝才满月。你一个人走容易，这个家散了容易，再凑起来就难了。”他仍然沉默。
她听见他翻了个身，背朝着她，像是睡过去了。
可她知道他没睡。因为他呼吸的声儿一直不均匀，还带着一点压着的抖。
过了几天，回城的指标被邓俊峰放弃了。
队里好几个人说他傻，说放着城里户口不要，非得窝在村里当个教书匠，脑子怕是进了泥水。
慧芳这些话听在耳朵里，没有反驳，也没有附和。
可那天夜里她喂完二宝，躺下来，无意间从枕头底下摸出半截火柴棒。
她盯着那半截火柴棒看了很久，那是白天邓俊峰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时候，反复碾在鞋底的那一根。
她把火柴棒捏在手里，翻来覆去，又塞回了枕头底下。
她心里知道，他嘴上说不走，心里多少还是惦记着城里的。
这事搁谁身上都一样，不能拦，也没法拦。
可他连一句“我想回城”都没跟她讲过，她心里隐隐约约觉得，他琢磨的事不止回城这么简单。
说不定他瞒着她的，是更大的事。
那天夜里她做了个梦。
梦见他走了，她站在村口喊他，他没回头，她把他喊醒了。
邓俊峰迷迷糊糊翻过身来，问她怎么了。
她看了他半天，说没事，睡吧。
她没告诉他，她梦见他的背影，是她摸不着够不到的那种。
04
三宝出生那年，是慧芳这辈子离阎王殿最近的一回。
生了一天一夜，孩子落地，她开始大出血。
卫生院的土医生急得满头汗，最后还是公社派拖拉机把人拉到县医院，才从鬼门关把她拽回来。
慧芳醒过来时，已经是两天后。
邓俊峰蹲在病房门口，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全是血丝，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着的烟。
看见她睁眼，他快步走到床边，嘴唇抖了几下，什么也没说出来。
慧芳看着他，嗓子里像灌了沙子，半天才憋出一句：“娃娃呢？”
“好着呢。闺女，六斤二两。”
她闭了闭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淌进枕头里。
这次住院花了不老少钱。
邓俊峰四处借钱，东拼西凑对付上了。
出院那天，队里的老会计在村口碰见她，拉着她说了一阵话。
“你家男人不简单哪。前几天他找我借钱，张口就是两百块，我一个教书匠当了二十多年，攒的家底也不比他多。他说他另有门路，让我别操心。这不，没几天就把钱还上了。你说他一外地人，在这穷乡僻壤的，哪儿来的门路？”
慧芳笑了笑，没有接话。
回到家，她把娃娃放在床上，坐在灶膛前，往灶眼里塞了一把稻草。
火苗呼呼地舔上来，映得她半边脸通红。
她想起结婚那天邓俊峰跟她说的那句话，家里没人了。
家里没人了，可他生了三个孩子，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他爹娘想不想抱孙子。
家里没人了，可三宝办满月酒，她让他给省城寄两斤红糖，他说没有地址可寄。
她说你家的老屋在哪儿，你写个地名我托人打听打听，他半天没吭声，也不接话。
她不是没有心眼。她只是一直不愿往深里想。
半个月后，她晒箱子的时候看到那个木盒子，锁得严严实实的。
她试着撬了一下，锁扣太紧，没撬开，反倒把指甲盖掰出一溜血印。
她心里发慌，把木盒原样放好，盖上箱子盖，坐在地上愣了好半天。
窗外传来邓俊峰教学生念课文的声音，他声音清亮，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正。
她听了一会儿，嘴角扯了一下，把受伤的手指头放进嘴里抿了抿。
她跟自己说，翻他东西干什么，夫妻之间得有个信任。
嘴上这么说，她心里有个声音在问：你不翻他的东西，那他翻不翻你的心呢？
打那以后，她再也没碰过那个木盒。
日子过得飞快，三宝已经学会满院子跑了。
她腰间系着围腰，从早到晚没有歇脚的时候，喂鸡、种菜、洗衣、烧饭，一双手糙得像麻布，早就忘了自己也曾是个在田埂上被人多看两眼就脸红的姑娘。
只是偶尔，半夜醒来，听着邓俊峰平稳的呼吸声，她会想起结婚那晚他喝了不少酒，握着她手的那股劲道。
那时候她以为，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再苦再难也是两个人的事。
她哪里知道，有些人的心，藏着的陈年旧事比贫苦的日子更沉。
05
那天下午，队里的广播喇叭响了。大队会计扯着嗓门喊：“邓俊峰！有你的电报！加急电报！”
邓俊峰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粉笔头一抖，直直地摔在地上。
他弯腰去捡，手指头哆嗦了两下才捏起来。
他快步走到大队部，接过那张电报纸。
隔着好几步远，慧芳看见他站在屋檐下，低着头，很久没动。
傍晚他回来了，手里攥着那张电报。慧芳从灶间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啥事？”
他没说话，进屋坐到饭桌边，把电报纸平摊在桌上。
慧芳走过去，探头一看。
电文很简短：父病危，速归。
电文上落款是个省城地址，还带着一个姓。
慧芳站在桌边，目光从那行电文移到邓俊峰脸上。
“你爹不是死了？”
邓俊峰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慧芳心里那根绷了七年的弦，嗡嗡直颤，说不清是委屈还是气，胸口一阵发涨。
她把围腰解下来，叠了两折放在桌角，坐在他对面：“你跟我说实话。这些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他低下头，两只手插进头发里，指节发白。
“我爹没死。”
“他活着。在省城。是退伍干部。”慧芳愣住了。
“你为啥瞒我？”
“他不同意你。”
“他不同意这门亲事，让我回城。我不肯，写了断绝关系的信，寄回去。他就再没搭理过我。”
他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怕你知道我的家世，就不肯跟我过了。”
慧芳看着他，看了很久。她以为他会说“我爹是不管我的”，她以为他会说“我是怕你嫌弃这个家穷所以没说”。唯独没想到是这么一句话。
他怕她知道他是干部子弟，就不肯跟他过了？
她慢慢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把锅盖揭了，里头煮着一锅红薯稀饭。
腾腾的热气扑在她脸上，她嗓子发紧，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他两步并一步走过来，伸手要拉她胳膊。
她猛地回过头：“你回城了，然后呢？”
他怔住了。
“你先想清楚，再在这儿跟我说实话。”
她没等他再说，径直走出门去。
那一夜她坐在灶膛前，奶完三宝，又给大宝二宝把被角掖好。
她看着邓俊峰蜷在里屋的床沿上，连鞋都没脱，像只受了伤的野狗蜷着，不敢动，也不敢出声。
她心里憋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火，烧了她一整夜。
天蒙蒙亮的时候，她站在门口看了他好一会儿。她说：“孩子送我娘那儿去。你收拾收拾，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的嘴张了一下，又合上，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别过脸去，不看他的眼睛。
她告诉自己，这一回去，不是为了他，是为了她肚子里那口气没咽干净，得弄明白这七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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