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一间病房里，一个消瘦到几乎脱相的男人靠在床头，用颤抖的手在文件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旁边坐着的于敏接过笔，也签上了名字。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名为《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的文件。在那个时候的邓稼先，处于直肠癌晚期这个病症阶段，身体内部的癌细胞已经出现了扩散的情况，用来止痛的针剂从每天打一针变成了每一个小时就要打一针。
他的骨髓因为长期遭受辐射的影响丧失了造血的能力，一旦做化疗就会出现全身大量出血的状况。于敏在后来回忆的时候，提到邓稼先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份建议书的重要性比你我的生命还要大。”
这份建议书的核心内容仅仅只有一句话：中国必须要赶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这个时间点之前，完成关于核试验的数据积累的工作，然后转向“实验室模拟加上计算机仿真”的这种技术路线。
在八十多天之后的时间，也就是1986年6月24日，中央军委下达了解除保密限制的命令。《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同一时间于非常显著的版面刊登出了题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在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仅仅只剩下35天的时间了。
当这个消息传播开之后，邓家相识几十年的老亲友、老同学纷纷拨打过来电话。有的人以为他叛逃到了别的地方，有的人说他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还有一些好心的人劝说许鹿希改嫁他人。电话那一端的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内容——“他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许鹿希一遍又一遍地答复说：“他还在活着，他依旧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但是她心里清楚，这句话所具有的有效期限，正在以一天一天的方式在不断减少。
如果要去理解这封建议书所具有的重要程度，就需要从二十八年之前的那个时间开始说起。
在1958年的一个傍晚时刻，邓稼先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家中，在饭桌的旁边坐了下来，沉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开口说话：“我要进行工作调动这件事情了。”许鹿希询问他调动到什么地方去，他表示不能说出来。
询问去做什么样的工作，还是不能说出来。甚至就连通信的地址都只是有一个神秘性质的信箱号码。他仅仅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生命就要奉献给未来的工作了。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我这一辈子就过得很有价值和意义，就算是为了它而死去也是值得的。”
在那一年他三十四岁。从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国内，还没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他的同学杨振宁已经在美国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即将从所有公开的记录内容当中消失不见。在离开之前，向来不喜欢拍照的邓稼先破天荒地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年纪还很小的孩子去到了照相馆。
女儿当时四岁，儿子当时两岁，孩子们脸上带着笑容进入了镜头之中。许鹿希看到丈夫嘴角露出的笑意里面隐藏着其他的东西，但是她什么都没有去询问。这张照片，成为了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孩子们唯一能够看到的父亲的样子。
他前往了西北的戈壁地区。在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协定，撤走了全部的专家人员，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内容，没有留下一张图纸。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论断说，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也搞不出原子弹。
邓稼先带领的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很多人连核物理的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学习过。能够使用的计算工具，是几台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手摇式的计算机，再加上算盘。
正是凭借着这些方面的条件，邓稼先带领着这一群年轻的人攻克了像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等这样的一项项技术方面的困难关卡。
在公元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在罗布泊这个地方升起了如同蘑菇形状的云朵。过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氢弹的试验取得了成功。这样的速度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相比要更快。然而在这些相关的消息当中，没有任何一条消息提及到邓稼先的名字。
真正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出现在1979年。在一次进行氢弹空投的试验过程当中，降落伞没有能够打开，核弹从比较高的空中坠落下来，弹体在戈壁滩上破碎裂开。没有哪个人知道辐射泄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邓稼先穿上具有防护功能的服装，独自一个人走进了发生事故的现场区域。他表示说道：“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去冒这样的风险，这件事情只能够由我来做。”
在回到北京之后进行检查，发现尿液里面存在非常强的放射性物质，白细胞里面的染色体已经呈现出粉末的状态，肝脏出现了破损的情况。
许鹿希是学习医学专业的。她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这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她没有任何办法去做些事情。邓稼先也没有停止自己手头的事情。
在1985年的时候，他被诊断确定为患有直肠癌中晚期。在住院的363天时间里，竟然成为了他们结婚三十三年以来一家人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阶段。结婚三十三年，真正待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六年。
但是即便是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邓稼先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更加清楚有一件事情：国际社会正在推动实施全面禁止进行核试验的行动，一旦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签署生效，中国将会永远失去通过实际发射弹药进行试验来积累相关数据的机会。
中国必须要在这个机会窗口关闭之前，把应该去做的试验全部做完，同时要开辟出一条不依靠实际发射弹药进行试验的技术方面的路线。
这就是那封建议性质书信的来源起因。在1986年3月14日，邓稼先对王淦昌、于敏和胡思得等人说，要赶紧安排关于建议书的报送相关工作。那个时候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窗口期”。在4月2日，建议书完成定稿并且呈报给中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同意。
中央军委选择在6月的时候对邓稼先的身份进行解密处理，这背后存在着两层方面的考虑因素。一方面，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了国家的一项政策，陈景润、蒋筑英的事迹正在全中国范围内被传颂宣扬，邓稼先身份的公开，是这一针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调整的高潮阶段表现。
另一方面，公开邓稼先的身份，有助于这封建议性质的书信能够获得最高层的重视，加快推动其落实实施。
这并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对于英雄人物的表彰活动，而是一次属于国家战略层面的主动进行的布局安排行为。
建议书里面提出的“实验室模拟+计算机仿真”这样的路线，预先判断了国际上禁止核试验的大发展趋势，提前为中国争取抢到了关键的时间机会窗口。
在解密的消息传播出来之后，电话接连不断地打进来。许鹿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他是活着的”，但是她内心里面清楚，这句话正在逐渐失去效力。
杨振宁到医院去探望的时候询问到奖金的事情，邓稼先说原子弹试验得到10元奖金、氢弹试验得到10元奖金，加起来一共是20元。杨振宁当时就落下了眼泪。
在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为全身出现大量出血的情况而去世，当时他仅仅只有六十二岁。在临终之前他留下来的话语是：“一定不要让其他国家把我们甩得太过于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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