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虚构 我大伯一共娶过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在食堂干活时和一个师傅好上了，两个人商量离婚都不要孩子，所以三个孩子都给了我大伯，离婚后大伯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即当爹又当妈的。
那会儿他在砖窑厂拉板车，白天顶着烈日爬坡，晚上回家给孩子们缝补衣裳，粗粝的大手捏着细针，扎得满手是洞也不吭声。
后来有人给大伯介绍李桂芳，寡妇，带个七岁的丫头，自己在镇上卖豆腐。
她头一回来家里，什么都没说，先进厨房把锅上的黑垢刮干净了。
那晚大伯做了一锅面疙瘩，李桂芳把自己碗里的鸡蛋分给三个孩子，自己只喝汤。
大毛那时候十二岁了，端着碗盯着她看了很久。
临走时，大伯送她到村口，她回头说：“这三个孩子我养得起，你那手就别缝了，伤眼睛。” 半年后他们领了证。
李桂芳搬进来那天，带了一个樟木箱子和一台缝纫机，箱子里面是她攒的六百块钱和两床新棉被。
她把棉被拆开，连夜给三个孩子各缝了一身衣裳，针脚密得跟机器压出来似的。
大伯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灰掉进鞋面都没弹，眼睛红红的。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李桂芳不让她带来的女儿小满叫爸，就喊叔。
但她一碗水端得平，四个孩子一人一个荷包蛋，炒菜油放得匀匀的。
大毛有回发烧，她守了一夜，额头换湿毛巾换了十几趟。
二毛初中辍学去学木匠，她找自己弟弟借了钱交的拜师礼。
小女儿三丫念书好，她每回赶集都多卖两板豆腐，给三丫攒学费。
村里人都说，大伯后半辈子有福了。
但有些事只有自家人知道。
比如李桂芳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回她前头的婆家待一天，不带任何人。
回来的时候眼睛肿着，但什么也不说，就埋头洗衣服。
有一回三丫问她去干嘛了，她说“烧纸”，然后转身去院子里剁猪草，刀落得特别重。
大毛结婚那年，李桂芳掏了两万块钱，说是这些年卖豆腐攒的。
彩礼不够的部分，大伯把压箱底的两万五也搭进去了。
婚礼上李桂芳穿了一件新买的枣红毛衣，笑得比亲娘还高兴。
但夜里大毛和我说，他妈给的红包里是两万整，用的是银行新钱，叠得齐整整的，摸上去还烫手。
他忽然说：“咱妈这些年，卖豆腐能存下两万，也真不容易。” 二毛成家的时候，李桂芳只给了一万五。
二毛媳妇有点不乐意，李桂芳当着一桌子人的面把账本拍在桌上，一笔一笔念：二毛学木匠借她弟弟两千五，那年底还账的时候她弟弟家盖房她也没催；二毛骑摩托车把人家墙撞了赔了三千八她出的；二毛结婚前修整厢房花了四千二还是她垫的。
念完她把账本合上，说：“你妈就这点本事，一碗水端平了，也端不出别的来。” 二毛媳妇没再吭声，二毛闷头扒饭，筷子扎进米饭里一下一下往嘴里送，碗沿磕得牙直响。
三丫考上大学那年，李桂芳当晚炸了一盆油饼，给每个孩子都送了。
三丫去学校报到前一夜，听见李桂芳在里屋和大伯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但隔着一层板壁还是漏出来几句。
小满也该说人家了，她爸那边还留了间房… …” 大伯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说：“三丫学费我再去窑厂干几个月。” 李桂芳说：“我卖豆腐能行，你那腰别折腾了。” 可三丫后来才知道，大伯那年还是去了，早上四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后背晒脱了两层皮。
小满相亲那天，李桂芳把自己那根银簪子卖了两百块，给小满买了件红棉袄。
小满对象家里条件一般，但人老实，在粮站上班。
李桂芳拉着小满的手在灶间站了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里头好像有水光，但她抬手用袖子抹了一把，说：“面熟了，先吃饭。” 真正出事是在去年开春。
大伯在窑厂摔了一跤，盆骨裂了，躺了三个月。
那三个月李桂芳白天推着三轮车卖豆腐，晚上回来给大伯擦身子喂饭，大毛二毛说轮流来，她不让，说你们各忙各的。
有一天夜里大伯迷迷糊糊喊了一句“淑芬”，那是第一个老婆的名字。
李桂芳端着药碗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把碗搁在床头柜上，转身出了房间，过了大概五分钟才回来，药已经凉了，她重新去热了一回，什么也没说。
大伯能下地那天，李桂芳破天荒没去卖豆腐，在家里炖了一只鸡。
饭桌上她说：“三丫也快毕业了，小满那边婚期定了，我想着把那二十八万拿出来分分。” 二十八万是大伯前些年老家那块地被征的赔偿款。
大伯说存着给几个孩子将来急用，存折放在李桂芳那儿。
她从来没提过怎么分，大家也没问。
那天她说出口的时候，大毛筷子停了一下，二毛看了看大毛，三丫低头喝汤。
“大毛二毛各八万，三丫六万，剩下的六万给小满置办嫁妆。” 李桂芳把数字说得清清楚楚，语气平得像在报菜价。
大伯没抬头，说：“小满是咱闺女，嫁妆我出。” 李桂芳夹了一块鸡腿放到大伯碗里：“那不一样。
这钱是你老家的地换的，本来该是你和你前头三个孩子的。
小满跟着我过来，能分这六万，我知足了。
多的我不能拿。” 大伯把鸡腿夹回盘子里：“什么叫前头后头，进了这个家门就是一家人。” 李桂芳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有笑。
她站起来收碗，说：“那就按我说的来，明天去取钱。” 那天晚上我住在东厢房，听见堂屋里大伯和李桂芳一直在说话，声音低得像蚂蚁爬。
我睡不着起来喝水，路过窗户的时候，听见李桂芳说了一句：“… … 我当年答应你的是把孩子养大，没说把你那钱归我自个儿。”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但那个“答应”两个字咬得很重，像钉子砸进木头里。
小满婚礼前一天，我在院子里帮三丫晾衣服。
三丫忽然说：“哥，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冬天，妈给咱四个一人做了一双棉鞋，就小满那双底子纳得最厚。” 我说：“那不是因为小满脚怕冻吗。” 三丫把湿衣服抖了抖：“可妈自己的鞋底磨穿了，穿的是咱爸那年的旧棉鞋，补了三个补丁。” 她停顿了一下，“后来那双旧鞋不见了。
我在妈床底下的纸箱里看到了，鞋里头塞了一团报纸，报纸日期是二〇一七年。” 二〇一七年，小满的亲爹死了。
那年李桂芳回去烧了纸，回来眼睛肿了三天。
婚礼很热闹。
李桂芳穿了一身暗红的褂子，忙前忙后招呼客人。
小满拜别的时候喊了一声“妈”，李桂芳应了一声，那一声应得很干，像嗓子眼堵了什么东西。
她把手里的红包递过去，手背上的青筋凸着，红包封皮捏出了褶子。
大伯坐在主位上笑得满脸褶子。
所有人都在喝酒，乱哄哄的。
李桂芳把我拉到厨房门口，递给我一碗醒酒汤说：“给你爸送去。” 我接过来，她又说：“你爸那腰不能久坐，让他起来走走。” 然后转身去收拾案板上的菜叶，一片一片捡，捡得很慢。
我端着汤往堂屋走，走到一半听见李桂芳在厨房里打电话，声音很轻，但院子太静了。
… … 今晚我就不过去了，明天一早吧，你把那间房收拾出来… … 棉被不用，我带了… … 嗯，他的东西我都留下了。” 停顿了一下，她又说，“这些年，值了。” 我站在原地，汤碗在手里烫得手心发红。
我想起很多事。
她每年腊月二十三的消失。
她柜子里那只樟木箱子从来不上锁但谁都不让碰。
小满相亲那天她卖掉的银簪子是前头那个男人送的。
还有三丫说的那双旧棉鞋底下塞着的报纸，日期是二〇一七年——小满亲爹去世那一年。
那一年之后，她忽然开始给大伯织毛衣，忽然开始管他叫“老周”，忽然不再提小满的亲爹。
但她始终没改口喊大伯一声“孩儿他爸”。 她喊“老周”。 村里人都以为是老了叫亲了，没人往别处想。
婚礼散了，客人都走了。
大伯喝多了趴在桌上打呼噜，李桂芳给他披了一件外套。
然后她上了阁楼，抱下来一只樟木箱子，就是她嫁过来时带的那只。
她没打开，直接放到了三轮车后斗里。
大毛从厕所出来看见了，问：“妈，你拿箱子干什么？” 李桂芳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你爸这阵子腰不好，我回镇上住几天，卖豆腐近些，省得来回跑。” 大毛“哦”了一声，帮她把箱子扶稳。
李桂芳跨上三轮车，回过头看了堂屋一眼。
大伯还在打呼噜，呼噜声一高一低，像砖窑里那个拉不动的板车轮子，一趟一趟碾过石头路。
她拧了拧车把，电动车“嗡”地启动了。
三丫从屋里跑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水：“妈你喝口水再走。” 李桂芳没接。
她看着三丫，看了整整三秒，然后说：“碗放那儿吧。
你爸醒来说我回镇上了。” 她顿了顿，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要是问，就说那二十八万我按说好的分，存折在枕头底下。
多的我拿走了一万二，是小满嫁妆里我添的那笔，那不算老周的钱，那是我卖豆腐一个一个钢镚攒的。” 三丫端着碗，水晃出来洒在鞋面上。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三轮车出了院门，拐上村道，尾灯亮了一下，然后灭了。
夜黑得很快，好像有人把灯绳一拉，什么都看不清了。
大毛站在门口，看见车子没影了，回头推了推大伯：“爸，爸你醒醒，我妈回镇上了。” 大伯没醒，翻了个身，含含糊糊说了一句：“淑芬… … 饭好了没… …” 院子里安安静静的。
三丫手里的碗还端着，水已经凉透了。
东厢房窗台上，李桂芳早晨晾的一双袜子还搭在那儿，一只朝上一只朝下，风一吹，两只袜子各自摆了摆，像两个人背对背走远了。
大毛蹲在台阶上，点了根烟。
抽到一半他忽然说：“那年咱妈——李桂芳——她头一回来咱家，给咱一人做了一双棉鞋。” 三丫没说话。
我那双底子薄，第二年就破了。
二毛那双也是。” 大毛把烟头摁灭在台阶上，“就小满那双，穿到第三年还好好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走进屋里。
堂屋灯还亮着，大伯趴在桌上，呼噜声停了，肩膀一抽一抽的，但人没醒，脸埋在胳膊里，看不见表情。
大毛把桌上的醒酒汤端起来，看了一眼，汤已经凉了，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膜。
他把汤倒进洗碗池里，水龙头拧开，水声哗哗的，冲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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