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北京植物园樱桃沟，绿化组工人王宝臣在清理乱石堆时，发现了一块露出字痕的青石。泥土被一点点剔开，“保卫华北”四个大字重新显现出来。谁也没有想到，这块沉寂多年的石头，后来会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实物见证。
王宝臣当即把情况报告给植物园管理处主任邓正一。邓正一要求妥善保护，不能随意搬动，也不能让它继续埋没在杂草和碎石之间。
这块石头为什么会出现在樱桃沟？线索要追溯到1936年夏天。
当时，华北局势日益危急。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大，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重重压制。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和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利用暑期，在西山樱桃沟举办夏令营，前后两期，参加者约五百人。每期十天左右，学习内容并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还包括爬山、队列、野外行动和初步的游击战术。
营地设在山沟附近，帐篷分布在坡地之间。青年学生白天训练，晚上讨论时局。那时，他们面对的并非抽象的历史命题，而是日本军队步步逼近、华北可能沦陷的现实压力。
首期夏令营中，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刘导生也曾参加相关抗日救亡活动。北大学生陆平则以民先队员身份参加训练，并担任司号员。午休号吹响后，一场意外的凿刻开始了。
陆平走下凉亭时，听见附近传来“叮、叮”的凿石声。他循声查看，发现一名同学正用地质系采样工具，在沟坡下的一块青石上刻字。工具简陋，石面坚硬，刻字并不容易。
陆平没有离开，而是加入其中。两人轮流挥锤，一人扶稳工具，一人用力敲击。一个中午过去，四个醒目的大字终于刻成：保卫华北。
这不是普通的题字。
在当时的北平，学生不能公开举行大规模抗日集会，许多表达都要避开搜查和压制。把口号刻在山石上，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给后来者留下的一份证据。石头不会传单那样容易被收走，字迹也比口头呼喊更难彻底消失。
关于谁最先动手刻字，后来采访中出现过更细的说法。陆平回忆时十分谨慎，他告诉采访者：“赵德尊同志当时也在樱桃沟，他才是勒石第一人。”为核实这段记忆，记者又通过电话联系了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赵德尊的说法与陆平相互印证，使这段往事有了两位亲历者的记忆支撑。
遗憾的是，夏令营结束后，青石并没有立即受到重视。岁月流逝，樱桃沟的地貌不断变化，石头被杂草、泥土和乱石遮盖，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直到王宝臣等人在1980年重新发现，铭志石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1982年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导生到植物园视察。看到这块刻有“保卫华北”的石头，他很快认出其来历。刘导生当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并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他对在场人员说：“这件事我知道，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大老同学陆平他们刻下的。一定要保存好。”
这句话让植物园方面更加重视。王宝臣的亲属李伶也由此获得线索。彼时，李伶正在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编辑部工作，承担记者、编辑和材料整理任务。编辑部成立于1981年，萧克任编委会主任，张侠任编辑部主任，工作人员从有关单位抽调，专门抢救抗战亲历者的口述材料。
孙毅将军曾提醒工作人员，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能够亲自讲述历史的人越来越少，必须抓紧记录。对李伶而言，樱桃沟这块石头并不只是地方掌故，而是一份需要核实、保存的党史军史实物资料。
1982年国庆假期，他带着照相机到樱桃沟实地查看。为了让字迹在照片上清楚可辨，王宝臣从附近油漆工那里借来白漆，把凹陷的字痕逐笔描出。油漆尚未干透，李伶便蹲在乱石之间拍下照片。后来《北京晚报》刊登的黑白照片，正是这样取得的。
有了现场照片，他又采访陆平，并带去石刻图片请其辨认。陆平回忆了夏令营的训练情况和刻字经过，同时建议再听取赵德尊的意见。两名当事人的相互印证，让报道避免了只凭传闻下结论。
文章初稿在1983年完成，但当时社会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仍较为谨慎。涉及革命史实，报纸通常需要可靠的当事人、明确的背景依据和合适的发表契机。恰在此时，北京方面酝酿在樱桃沟建立一二·九运动纪念亭，报道便有了现实依托。
1984年1月9日，《北京晚报》刊登《白鹿岩下爱国石》，这是公开介绍这块石刻的较早报道，也被认为是宣传“爱国石”的第一篇文章。报道发表后，社会关注明显增加。为方便群众瞻仰，北京市有关方面用起重机将青石从乱石堆移至人行道附近，并对字迹重新着色，原先的白漆后来改为红色。
1985年12月9日，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等方面推动下，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在北京植物园樱桃沟附近落成，彭真题写亭名。那块沉埋多年的青石，也从山沟里一处无人留意的石头，变成了纪念亭内最直接的历史实物。
四个字不长，刻痕也并不工整，却保留下了1936年北平青年学生面对民族危局时的选择。它的发现，靠的是工人的偶然清理；它的保存，靠的是植物园管理者的重视；它最终被公众认识，则离不开亲历者回忆、现场拍摄和反复核实。历史有时并不躺在厚重档案里，也可能藏在一块被泥土覆盖的青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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