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的一天，湖北咸宁劳动场所，开国上将宋时轮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回北京，参加一场重要会议。通知没有说明会议内容，陪同人员也只是重复一句：“到了北京，自然就知道了。”
此时的宋时轮，早已不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而是被撤换职务、停职审查，并下放劳动的对象。身份落差很大，处境也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急着打听，更没有表现出迎合，只收拾行李，跟着来人踏上了回京的路。
抵达北京后，宋时轮按要求住进招待所。当晚，一名自称专案组成员的人来到房间。对方先问候身体，又绕着弯子询问下放期间的生活。宋时轮与他并不熟悉，回答很少，屋里的气氛渐渐沉了下来。
来人见铺垫无效，便说出了真正目的。第二天的会议，将批判两位老帅。对方没有直接点名，只暗示这两个人过去在华东野战军和军事科学院工作时，都是宋时轮的老上级，还特意提醒他，眼下正处在困难关头，如果会上多揭发、多检举，处境或许很快就会改变。
这番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
宋时轮没有追问姓名，只说道：“我能不能不参加？从湖北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现在更严重了。”
对方立刻变了脸色，告诉他，这是组织给他的机会，必须珍惜。说完，转身离开。宋时轮没有起身相送，房门关上的声音很重。
他心里清楚，被要求批判的，很可能就是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在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建设中，都有很高威望。宋时轮与他们有过长期接触，知道他们的资历、战功和为人，也知道这场所谓“发言”意味着什么。
那不是普通的意见交换，而是要一个曾经的部下，站出来否定自己的老领导，甚至从历史旧事中寻找所谓“问题”。这样的材料一旦写下，便可能成为伤人的工具。宋时轮宁可承受自身压力，也不愿拿别人的名誉去换取个人脱身。
第二天，他还是被带进了会场。会议开始后，主持人点名让他发言。宋时轮站起来，语气并不激烈，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曲解的余地：“两位老帅功勋赫赫，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说完，他坐回原处。
会场显然没有料到这个结果。有人以为，前一晚的谈话已经做通了工作，宋时轮会按照要求发言。主持人随即提高声音，提醒他要端正态度，认真交代问题，并暗示不这样做会承担后果。
宋时轮没有解释，也没有争辩。他再次站起身，径直走出会场，并留下一句：“你不知道我是顽固到底的人吗？”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不在于它有多么漂亮，而在于它把宋时轮的选择说透了。他不是不知道后果，更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处境。恰恰因为知道，所以才更加清楚，什么话能说，什么事不能做。
会后，压力很快加到他身上。批斗、审查接连而来，有时被罚长时间站立，有人专门看管，还让他干清扫厕所等又脏又累的活。对于一个曾经长期带兵作战、主持军事研究工作的高级将领来说，这些羞辱并不只是体力上的折磨，更带有明显的惩罚意味。
秘书李际中曾听他谈起这件事。宋时轮说，自己不能去贬低老帅，心里过不了这一关。他跟着这些老同志学会了打仗，也学会了做人，若在困难时刻反过来落井下石，这种事情做不出来。
有人逼他写材料，给他扣帽子，他不轻易承认；有人希望他提供别人的“问题”，他也不肯随意编造。对宋时轮而言，检举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背后牵涉的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操守，也是几十年共同经历的分量。
他后来对身边人说过，自己若是低头了，就不是宋时轮了。还曾带着几分自嘲说，自己就是这么顽固到底，后来总算把那段日子熬了过去。
这份“顽固”，并非不讲道理，更不是拒绝一切批评，而是在压力面前不诬陷他人、不迎合风向。对经历过战火和军队生活的人来说，功名可以放下，职务可以失去，有些底线却不能拿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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