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昆明，保密局云南站长沈醉把两包毒药放在保险柜里，反复盘算着一个危险念头：杀掉正在催促他“坚守云南”的毛人凤。窗外局势已近崩塌，屋内却仍有人批阅电报、安排监视，仿佛旧秩序还能够维持下去。
沈醉并非一时冲动。毛人凤抵达昆明后，既要求卢汉处决被捕人员，又把“上山打游击”的任务交给沈醉。对毛人凤来说，这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对沈醉来说，却等于把他和家人一起推入绝境。
当时的云南，已经不是南京方面能够随意调度的后方。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地方军政人员也在观察大势。沈醉的妻儿此前已被送往香港，他本人则把电台和部分办公事务搬到家中，表面上继续办差，实际上已经开始为退路做准备。
毛人凤住进沈醉的住所后，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毛人凤动辄斥责沈醉行动迟缓，甚至因停电、勤务等琐事发火。一次争执之后，沈醉怒气难消，取出预先准备的毒药，打算趁毛人凤用餐时下手。
这些毒药并非普通药物。一种据沈醉后来回忆，是云南民间所称的“百虫粉”，发作缓慢，症状却极其痛苦；另一种则是无色无味的粉剂，需要分次掺入食物。毛人凤戒心很重，连续投放并不容易，沈醉最终倾向于使用前一种。
有意思的是，就在沈醉准备动手前，他发现了台湾方面催促毛人凤返台的电报。机会只有一次。可当他离开房间时，毛人凤忽然提起戴笠，说道：“老沈，戴老板若知道你今天的表现，也会认为你是忠心的人。”
这句话改变了沈醉的决定。
戴笠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沈醉当时三十多岁，已经是军统系统内的资深干将，曾任军统上海站行动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戴笠在世时，沈醉一直把自己视作嫡系，甚至认为将来有机会进入军统核心。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出现权力重组。沈醉曾支持郑介民出任负责人，因为他判断郑介民事务较少，实际工作可能仍由毛人凤主持。毛人凤对此心存感激，也曾向沈醉释放过提拔信号。
然而，权力一旦落定，承诺往往就变了味。毛人凤掌握军统实权后，开始防范沈醉。沈醉没有等来副局长职位，反而在1948年5月被调往昆明，出任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名义上是重用，实质上却带有隔离和牵制意味。
真正让沈醉陷入杀机的，是杨杰事件。杨杰曾任陆军大学重要职务，抗战后逐渐与蒋介石决裂。1946年国民党方面叫嚣短期消灭共产党军队时，杨杰曾明确表示，战争绝非几个月便能结束。后来，他积极联络西南地方力量，推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政治转向，因此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蒋介石通过毛人凤向云南方面施压，要求限期除掉杨杰。由于卢汉对杨杰有所保护，公开抓捕并不容易，保密局遂准备采取暗杀方式。沈醉奉命办理，却没有真正把行动推进到底。杨杰后来离开昆明，最终于1949年9月19日在香港遭军统特务暗杀。
杨杰脱身后，徐远举奉命赶到昆明协助搜捕。抓不到目标，便扩大抓捕范围，大批学生和进步人士受到牵连。沈醉后来回忆，这类命令的目的并不只是抓人，更是制造恐怖，逼迫地方当局与蒋介石集团绑在一起。
毛人凤对此极为恼怒。他亲自到昆明质问沈醉，又以“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务安排，要求沈醉留守云南。那张任命书看似升迁，实则是把沈醉固定在即将失守的地区。毛人凤临行前还交代：“云南出了变化，你也不能走。”
沈醉明白，自己若留下，可能成为旧政权最后的替罪羊；若逃走，又违抗了上级命令。杀掉毛人凤，似乎可以泄愤，却未必能够改变自身处境。更何况，毛人凤毕竟是戴笠留下来的核心人物，沈醉对这层旧日关系始终无法完全割舍。
几天后，毛人凤离开昆明。沈醉没有把毒药放进饭菜，而是将其重新锁起，后来干脆丢弃。这个决定没有让他获得任何奖赏，毛人凤也没有因此信任他。云南局势很快转变，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宣布起义，沈醉随即在起义文件上签字，并命令所属人员停止抵抗。
但签字并不等于免责。沈醉长期参与军统特务活动，曾直接或间接参与多起镇压、暗杀案件，卢汉仍将他作为战犯收押。云南解放后，他被押往重庆，后来转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沈醉在狱中交代军统内幕，也承担劳务，替同监人员理发、劳动。1960年，他作为第二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获释，也是较早被特赦的军统高级特务之一。此后，他整理并撰写有关军统的材料，留下了大量口述与文字记录。至于那两包最终没有用出的毒药，后来只存在于他的回忆里，成为昆明旧案中最具戏剧性、也最能折射军统内部关系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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