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武汉，潘慧勤收到一份来自中央的复函。她申请为亡夫李之龙追认革命烈士，等来的却是否定意见。信纸不长，理由却牵涉党籍、职务、历史关系和牺牲性质。最刺眼的，不是结论，而是落款中的那几个字：周恩来。
这桩旧案之所以难断，不在于李之龙有没有革命经历，而在于他的经历太复杂。他曾是中共早期党员，也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既参加过国民革命，又在关键时刻脱离组织；既反对蒋介石的专断，也没有在牺牲前执行明确的中共任务。
李之龙1897年出生于湖北沔阳。少年时期，他先后在武昌、汉口等地求学，后来进入烟台海军学校。那时的中国，海防积弱，列强军舰频繁出入沿海，海军学校的学生很早便感受到国家贫弱带来的屈辱。
他不甘心只做一名技术军官。五四运动前后，李之龙积极参加学生活动，接触新思想。1921年前后，他在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有交往，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与工人运动，因反对军阀统治而受到通缉。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国共合作后的广州。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李之龙凭借海军经历、军事知识和出众口才进入黄埔第一期学习。他与陈赓、蒋先云等人同校，表现颇为突出。毕业后，他没有走普通军官的道路，而是被安排参与海军和军校事务。
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李之龙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出任海军局局长，并兼任“中山舰”舰长。一个年轻人突然站到军政权力交汇处，既有汪精卫的信任，也受到蒋介石的注意。职位升得很快，争议也来得很快。
李之龙性格锋利，办事不太留余地。他整顿海军，打击军中腐败，对一些凭关系占据要职的人并不客气。有人提醒他：“不要把事情做绝。”他没有因此收敛。正是这种作风，使他得罪了不少人，也让蒋介石逐渐把他视为不稳定因素。
1926年3月，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此前，中山舰曾奉命调往黄埔，随后又返航。由于调动过程缺乏公开说明，广州城内迅速出现“共产党准备兵变”的传言。蒋介石借机控制局势，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受到牵连，李之龙成为最先被审查的人之一。
这场风波并非简单的军事误会。国共两党在广州的权力分配、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以及黄埔军校内部的派系冲突，都在其中交织。李之龙固然身处事件中心，却没有证据证明他奉中共中央命令发动兵变。后来，这一点成为评价他是否属于“因执行革命任务而牺牲”的关键。
事发后，李之龙被撤销职务，政治生命受到重创。中共方面也没有把他视作可以完全依靠的干部。1926年5月，他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无论当时有多少现实压力，材料显示，这次退党属于公开行为，并非组织决定，也没有留下重新入党的手续。
这一步，给他日后的身份认定留下了无法回避的空白。
此后，李之龙仍然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拉拢。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宁汉分裂期间，他试图联络旧部，谋求在海军中采取行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是个人判断，并非中共组织部署。局势恶化后，他辗转香港、日本等地，始终没有真正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踪。
1928年初，李之龙回国，准备联络海军旧部。2月，他在九江被捕，随后被押往广州。2月8日夜，李之龙在广州被处决，年仅31岁。关于他的死亡，史料普遍认为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报复有关，但“被国民党杀害”并不自动等同于“中共党员执行组织任务时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李之龙的家属开始整理材料，希望为他恢复革命者身份，并追认烈士。家属提交的依据包括早年入党经历、参加工人运动的事实、在国民革命中的表现，以及最终遭国民党杀害的结局。
中央审查时，关注的却是几个具体问题：李之龙是否一直保持中共党员身份；“中山舰事件”是否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动；他被捕和遇害时，是否正在执行党的任务。
周恩来阅看相关材料后，认为事情不能只看结果。李之龙早年参加过革命，这一点不能抹去；但他在1926年已经公开退党，之后的海军活动也没有组织指示。中山舰事件的性质，更多表现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一次由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行动。
因此，家属的申请没有获准。这个决定并不是否定李之龙曾经参加革命，也不是替国民党方面开脱，而是按照当时烈士认定的标准，对“牺牲是否发生在执行革命任务过程中”作出严格区分。
李之龙留下的历史形象，也由此显得格外复杂。他有海军救国的抱负，有反对腐败和强权的勇气，也有性情急切、政治判断屡遭失误的一面。31岁时，他死在国民党内部的清洗与报复之中；多年后，家属递交的烈士申请，则停在了“身份曾经属于革命，牺牲却难以认定为革命任务”的界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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