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湖北沔阳一带，王劲哉面对的不是一张简单的敌我地图，而是一片犬牙交错的战场。日军占据交通线，国民党地方武装彼此牵制，新四军也在鄂中发展根据地。王劲哉率部盘踞其中，既抗日，又拒绝接受国民政府调遣，后来还同新四军发生冲突，因而被人称作“抗战怪将”。
这个称呼，多少带着讥讽，却也点出了他的复杂性。
王劲哉早年是杨虎城部下。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旧部受到蒋介石猜忌，王劲哉所部的处境随之变得微妙。抗战初期，他仍属国民革命军序列，参加过徐州会战，部队也曾受到嘉奖。可是到了武汉会战前后，他的兵力不断被抽调，原有的指挥体系开始被架空。
王劲哉不愿接受这种安排。
他以部队需要整训为名，率部离开原定防区，逐渐进入沔阳、天门、监利一带。此后，国民政府停发粮饷，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王劲哉干脆取消原有番号，把部队变成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并在鄂中几个县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控制区。
说白了，他既不愿做蒋介石手里的棋子，也不肯接受其他势力的约束。
这支队伍扩张很快，最多时下辖多个团、旅，兵力达到数万人。王劲哉在驻地悬挂自己的画像，治军极严，军令几乎等同于法律。部属迟到、违令、泄密，都可能受到重罚。有人因军需物品不合标准被处置，也有人因涉嫌通敌而丢掉性命。这样的做法，在军队中制造了服从，却也造成了恐惧。
有意思的是，王劲哉并非只会对自己人狠。
1941年5月，日军调集大批日伪军进攻鄂中，企图拔掉这个不受控制的钉子。战前，日军曾派人劝降，王劲哉拒绝后，双方很快开战。日军拥有坦克、火炮和兵力优势，王部则依靠河港、村落和壕沟反复阻击。
施家港一战，王劲哉采取了近乎冒险的办法。他让部队在城镇内制造火障，利用夜色和烟火掩护，把大部队拆成几十人的小分队，轮番袭扰日军。日军一旦进入狭窄街巷，重武器难以展开，只能被迫后撤。相关资料记载，此战日伪军伤亡较重，王部也付出了不小代价。
这不是正规军常用的打法，却很适合鄂中水网密布、村镇交错的地形。
日军围剿王劲哉时，国民党六战区也对其施压，要求王部不得越过指定区域。王劲哉没有退让，甚至公开表示，日军来了要打，国军来了也不怕。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但又不敢轻易把他逼入绝境。王部盘踞在日占区边缘，熟悉当地地形，一旦倒向其他力量，便会给国民党造成更大麻烦。
因此，国民政府有时下令围堵，有时又派人慰问，态度反复，正反映了当时鄂中的复杂局势。
王劲哉同新四军的关系，同样不能简单概括为“敌人”。1941年前后，双方曾因争夺地盘发生战斗，王部在天汉地区向新四军根据地扩张，遭到反击。可是李先念等人判断，王劲哉虽然反共，却同蒋介石矛盾深重，而且确实坚持抗日，仍有争取可能。
共产党方面多次派人接触，试图劝其停止内斗，共同抗日。王劲哉对此并非毫无触动。有一次，他对来使说：“日本人不走，自己人不能先拼光。”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史料记载不一，但双方曾进行谈判和接触，是可以确认的。
1942年前后，周恩来还曾安排人员到王部工作。王劲哉一度答应，准备寻找机会率部转向新四军。遗憾的是，他的多疑和严厉最终破坏了这条道路。部下古鼎新曾受到国民党方面策反，却把密电交给王劲哉，以证明自己的忠诚。王劲哉没有完全相信，反而下令监视古鼎新。
传令过程中出现差错，密令落入古鼎新手中。古鼎新担心遭到清算，遂转而同日伪联系。随后，日伪军利用他掌握的兵力部署和防区情况，突袭王劲哉司令部。王劲哉被捕，部队失去主帅，迅速陷入混乱。
被捕后的王劲哉，仍拒绝接受日军招降。日军曾试图以优待和宴请拉拢，他始终不肯改口。据说他曾表示，自己平时就骂汉奸，若此时投降，便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这种话听起来硬，却符合他一贯的性格：宁可失去部队，也不愿公开承认失败。
日本投降后，王劲哉回到陕西，却被胡宗南部逮捕。押解途中，他设法逃脱。此时的王劲哉已经没有军队，也没有地盘，昔日的“独立王国”早已瓦解。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自己是“光杆司令”，询问共产党是否愿意收留。
毛泽东回信表示欢迎。
1949年以后，王劲哉被安排在陕西工作，曾任渭南军分区司令员，后来又在陕西省政府任职。这个曾经同国军、新四军和日军都交过手的人，最终以一名旧军人身份进入了新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他的一生没有被“忠”或“奸”两个字轻易概括，留下的，是鄂中抗战中一段充满冲突、误判与选择的特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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