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深夜，上海虹桥疗养院外戒备森严，阎锦文带着两名被严密监视的人离开病房。他们不是普通囚犯，而是民盟领导人张澜和罗隆基。车子驶向十六铺码头，却没有按照命令停下。
这场冒险，起因并不复杂。国民党败局已定，上海城内秩序混乱，一些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被扣押，张澜、罗隆基也被列入秘密处置名单。命令规定，两人要被装入麻袋，绑上石块，沉入黄浦江。
阎锦文当时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任副队长。这个机构与保密局关系密切，专门办理侦缉和监视事务。按身份看，他属于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的一员，绝不是可以公开站到张澜身边的人。
真正改变他选择的，是此前与共产党方面的接触。
阎锦文1914年出生于江苏江阴，早年在上海活动，后来成为杨虎的亲信。杨虎曾是上海帮会中的重要人物，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抗战后，他因仕途失意逐渐接近共产党，并通过周恩来了解了另一种政治力量。
1946年5月，杨虎带阎锦文拜访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阎锦文见面后深深鞠躬，周恩来笑着说：“不必客气。”几次接触下来，阎锦文对共产党不再停留于传闻和成见，也开始愿意为对方传递消息、办理事务。
1949年春，张澜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张澜声望极高，国共两党中都有他的学生，国民党既不愿放人，又不敢轻易公开杀害，于是派人严密看守，并在附近病房安排了杀手。
中共地下组织获悉情况后，希望杨虎设法营救。杨虎没有让女婿直接出面，而是把任务交给了阎锦文。这个安排有现实考虑：阎锦文熟悉稽查处内部情况，又与负责看守的何隆庆相识，行动更容易隐蔽。
他先从何隆庆口中摸清了关押地点和警戒情况，随后故意提醒：“上峰没有明确下令，张澜不能出事，出了问题谁来担责？”何隆庆一时犹豫，竟把相关监视事务交给了他。
名义上是监视，实际上，阎锦文开始替张澜挡住危险。他把身边的杀手换成亲信，只等待合适的转移时机。这个过程不能硬闯，稍有动静，张澜和罗隆基就可能当场遇害。
5月24日上午，阎锦文接到具体命令：当晚十点，将张澜、罗隆基送往十六铺码头，登上编号为一百零二的汽艇，连人带船沉江。命令来得很具体，却也给了他最后的操作空间。
入夜后，他亲自赶到疗养院，将危险告知两人。张澜和罗隆基起初不敢相信，阎锦文只得通过电话请田淑君证实。得到确认后，两人才跟随他离开病房。
为防止暗处的特务察觉，阎锦文故意大声呵斥：“张澜、罗隆基，快上车，公务不能耽误！”手下也装出粗暴押解的样子。车开出后，他没有前往码头，而是专挑熟悉的小路，借助口令和关系躲过盘查。
追兵很快发现异常。上海警备系统多次询问码头情况，发现人迟迟没有送到，阎锦文也无法联络，便派人追赶。车辆接近杨公馆时，后方已经出现敌情，两名亲信背起张澜、罗隆基，翻过院墙进入院内。
院中已有解放军人员接应。田淑君说明来意后，现场紧张气氛才缓和下来。张澜和罗隆基由此脱险，而阎锦文也完成了自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最后一次“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阎锦文则留在上海从事治安工作。两人身份相差悬殊，但张澜始终记得这段经历。阎锦文进京时，张澜曾设家宴相待，双方也长期保持书信联系。
到了1983年，阎锦文提出申请，希望把“退休”改为“离休”。区别只有一字，待遇却并不相同。离休干部必须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涉及工资、医疗等多项政策安排。
材料送到邓颖超案头时，她很快作出批示：阎锦文营救张澜、罗隆基，对中国革命有贡献，不能忘记，也不能亏待，应按党的干部政策享受离休待遇。
这份批示没有抹去阎锦文早年的经历，也没有把他简单包装成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干部。认定他的依据，是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以及那次营救行动对民主人士安全和北平接管前夕政治局势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热门跟贴